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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的通识教育迫切地需要走一条本土化发展路径。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蕴含了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总纲领的《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以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的“明明德”为起点，通过“新民”，即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以需要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做大学问者，其最终目的不是就学问而学问，而是全方位地求善，以磨练自我修养的和造福社会为目标。孔子本人编六经，通六艺，知行合一，是全面发展的践行者；以六艺而言，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教涵盖了礼法节度、典籍文化、逻辑思维、音乐素养、体育运动等诸方面，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本。《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器”，《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问主张等，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理念。因此，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作为繁衍和发展通识教育的土壤，提供富含人文性、关怀性的文化资源和教育素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重新重视已经成为国人寻根之路上的严肃命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大学作为传承和创造优秀文化的主要场所，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阵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要引领者，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了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并自觉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人。

　　因此，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既是在人才培养上对中国坚持文化自觉，以文化强国，建特色问文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资源开掘，汲取“人文通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精华，是从大学之道出发对中国通识教育困境的回应。

　　四、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施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从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上进行探索。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可以采取模块方式选编经典片章作为教材。用来选编经典作品的概念范畴，可以归纳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人与历史、思维方式等。为了教学方便，可在上述范围之下，再依照不同的时代，如先秦，两汉到宋明等时代有所不同的加以划分，一学期授课16或18个星期。也可以用永恒的命题，例如以真、善、美、正义、生命的意义等作为中心以编选经典教材。同时，也应当重视当代文化语境，回应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任何问题的讨论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所以，当代中国文化通识教育首先要重视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应当代有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应提倡师生对话，来代替文史知识的记忆填鸭教育法。以平等自由的师生对话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同时，中国文化通识教育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课后，应该重视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需要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旨趣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