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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代官署志众多，又以两京为最，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显著的现象，值得探讨。明代两京官署志之修，景泰时始见，嘉靖至万历时逐渐兴盛，以本署官员自发修纂为主。天启初因修两朝实录，征诸司故实，两京官署出现修志高潮。崇祯朝进一步完善，两朝官署修志最为集中，规划性强，多聘请专人修志，有专业化的趋势。地方志与政书体系对官署典故的缺载，是两京官署修志的客观需求。官署修志既可歌咏盛世典章，光耀官署前贤，又可便于本署行事，具备价值示范与行政实践二个层面的功用。两京官署志集中在文职官署，反映了明代以文官分理天下的政治格局，以及文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中的垄断话语权，也寄寓了文官群体辅佐君主，以致太平之治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明代南京北京官署志政治文化

　　明代之前，已有官署志书。如唐代李肇《翰林志》与《翰林内志》，宋代程俱《麟台故事》、陈骙《南宋馆阁录》及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元代王士点《秘书监志》、刘孟琛《南台备要》等。明代之后，亦未尝绝迹。如清代鄂尔泰《词林典故》、慧中《台规》、梁国治《国子监志》、梁章钜《枢垣记略》、席吴鏊《内阁志》等。但数量及所涉官署有限，不成体系。唯明代官署志独多，尤以两京为最，有名可考者６６种，基本上文职官署皆修有志书，颇成体系。

　　有关明代官署志的著述，首推《千顷堂书目》卷９《职官类》，虽非专录官署志，但收录明代官署志书目最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职官类”亦收录不少明代官署志提要，不乏现已失传之书，价值颇高。其它如《绛云楼书目》、《传是楼书目》等书目，多有“职官”或“典故”之目，著录有明代官署志信息。现代研究有方骏《明代南京官署志概说》和《现存明朝南京官署志述要》，前者论述了明代南京官署志，不过该文缺乏必要的考证，又过于依赖现代书目，未免讹误缺漏，后者介绍了八部现存明代官署志①。其他论述单部明代官署志的论文，如王英姿《南京图书馆藏〈南京太仆寺志〉考述》，吴娱《〈旧京词林志〉著者及文献价值述略》，吴璐《孤本〈南京尚宝司志〉考述》②，范围有限。有鉴于此，笔者拟据明清及当代书目，参稽相关文献，在梳理明代两京官署志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及政治文化蕴涵，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自发修志：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的纂修

　　以明代两京官署为记载对象的志乘不下１８０余种，包括志书、职掌、条例、历官表、题名录、传记、典故、纪事、杂记、杂考、杂录等类文献。这还不包括官署一时之办事条规、章程类文献。

　　其中以“志”命名者近７０种，其它史乘１１０余种。不论从体例，还是从内容、编纂意图上看，这些志乘难以俱视为官署志。本文所要研究的官署志，意在足备某一官署典故之总志。首先，以某官署之名，或简称、别称，后缀以“志”命名者，除部分杂志外，如《南京五城都察院职掌志》、《工部器皿志》、《工部铁治志》、《仪瓜工部分司志》、《刑部狱志》等，显非一司一署之总志，摒除在外；其次，部分以“记”、“考”、“纪”等命名之书，如《翰林记》、《留台杂记》、《太常续考》、《太常寺续纪》等，虽不以“志”命名，但从内容上看，具备官署志书之实，亦量为收入。

　　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以本署官员自发修纂为主，具有散发性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景泰至弘治朝为初始阶段，修志６种。正德朝无志。嘉靖至万历朝为兴起阶段，修志３１种，约占总数的小半。兹将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考证、天启朝修志１３部，崇祯朝９部。另有纂修时间不详官署志７种，大致可以判定，多修于晚明。一方面，一些旧有官署志得到续修，如《南京刑部志》、《南京太常寺志》、《续南雍志》、《南京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志》、《太常寺续纪》、《太常续考》等；另一方面，一些无志官署创修志书，如《南京鸿胪寺志》、《南京尚宝司志》、《南京詹事府志》、《礼部志稿》、《南京锦衣卫志》、《南京行人司志》、《南京钦天监志》、《鸿胪寺志略》、《工部志》等。官署志的卷数也空前增多，如《南枢志》１７０卷，《工部志》１３９卷，《礼部志稿》１００卷，远远超过之前官署志的卷数。天启崇祯时期是明朝的哀亡期，诸司典制高度成熟，故官署志书卷帙最丰，带有集大成的色彩。天启朝两京官署修志频度最高，７年间修志１３部，形成修志高潮期，其直接动因是修两朝实录。如《南京都察院志》之修，即是因“今天子龙飞之岁，诏修神、光两朝实录，征诸司故实，下南御史台”?瑔瑧。《南京行人司志》之修，亦是“会上以修神宗、光宗实录，下南京诸司，各志其故实”?瑔瑨。又据董其昌记载：“天启初年，礼部奉诏移文海内，求岩穴佚才，有所纂述，可为实录用者，所司以闻。于时附丽而起者甚众，两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笔者各予官郡倅或中书舍人。”?瑔瑩可见天启朝修志高潮的出现，确是以纂修实录为直接动因，使发始于景泰时的官署修志活动，由自发走向各官署集中规划，并影响到崇祯朝的修志活动。

　　因此，天启后两京官署志的修纂，时间集中，规划性强，多聘请专人修志，其中又以监生、生员为主力。如王逄年、施沛、邵点、王荩明、朱长芳、翁逢春、施瑞云，皆以监生的身份修志，江山丽以贡生，俞汝楫、俞廷教、张可仕以生员修志，潘焕宿、刘振身份不明，亦是应聘修志。相较于官员自发修志，如黄儒炳修《续南雍志》，“书成于职业应酬之余”?瑖瑠，时间、精力有限，是一种业余行为。聘人修志使事有专责，且所聘多为饱学之士，时间、精力都有保证，使得修志趋于专业化，故修成之志不乏卷帙恢弘、体例严谨之作，达到较高水准。但也要看到，聘人修志只是将执笔权委诸专人，修志的内在动力、主导权及规划，仍出于官署官员，与自发修志并无二致。此时期官署志的修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南京的官署志远远多于北京。天启朝１３部官署志中的１２部，崇祯朝９部官署志中的５部，皆是南京官署志。

　　三两京官署志编纂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明代两京官署志大部分已失传，只能据传世书目等文献考证其信息。囿于条件，现存者笔者也未能一一翻阅，统计有所误差在所难免。初步统计，两京官署志凡６６种，北京３１种，南京３５种，南京略多于北京。现存者（包括残卷）３０种，北京、南京各１５种，已不足总数一半。两京六部皆有志书，颇成体系。此外，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太仆寺志书较多，其它官署修志参差不齐，但基本上文职官署皆有志书。

　　明代两京官署志之多，独冠历代，其纂修跨越景泰后各朝，涉及官署众多，且集中在文职官署，以文官群体自发修志为主，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两京官署志不仅记载了官署职掌，记载了圣训、公署、历官表、列传、艺文等官署相关掌故，是官署政治文化的载体，有深厚的政治文化蕴涵。

　　（一）地方志与政书体系对官署典故的缺载：两京官署志纂修的客观需求两京官署志既能较系统、条理地记载官署相关典故，又能反映官署的机构架设与权力层次，其内容与功能，是方志与政书等文献无法完全覆盖的，此构成官署修志的客观需求。明代两京之设，及众官署之置，无疑是官署修志的制度基础。两京官署多为上层建筑，其掌故难以纳入地方志体系中。在外官署因有方域、齐民之寄，如布政司、州县衙署，即使修志，其内容也会像地方志。明代省府州县地方志繁多，而未见布政司志及州县官署之志，大概即以地方志中已有公署、职官题名、名宦等在外官署相关的内容，无需另外修志。因此，明代在外官署之志极少，仅见《长芦运司志》、《山东盐运司志》、《两淮运司志》、《河东运司志》、《福建运司志》等运司志，多与盐政相关。《陕西行都司志》，亦被视为地方志，以及《福建市舶提举司志》、《龙江船厂志》等少数几种。明代顺天府、应天府虽俱有志书，但显然两京官署典故难以纳入其详细记叙的范围。

　　明代政书以官修《诸司职掌》与《大明会典》为代表。《诸司职掌》以六部为核心，内容较详。

　　其中，仅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及五军都督府立有条目，且内容疏略。之后所修弘治、万历二部会典，皆以北京六部为核心，内容详尽，其它诸司虽亦立目，多不过一卷。既使是六部，亦以职掌为主，而缺乏官署、职官表、列传等方面的内容，无法反映官署典故的全貌，才有修官署志的必要，尤其是那些会典中记载阔略，但掌故繁多、礼乐齐备的官署。如弘治时谢铎修《国子监续志》

　　时即云：“或疑今朝廷会典方行，诸司之法制具在，此志虽不作可也。铎窃以为古者既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又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盖列国各有史，以纪时事，正欲详略相因，大小悉备，而不容以偏废也。监之有志，殆不可缺。”?瑖瑡可见，虽有会典，但所载“国子监”仅一卷，不足以备国学典故，才有修志的必要。又如北京太常寺，所掌天地、宗庙、社稷、陵寝、孔庙等祀，皆礼之重典，而会典中仅一卷篇幅，难以据之行事，是以北京太常寺之志最多。而且在晚明，出现了《太常考》与《太常续考》，《太常纪》与《太常寺续纪》二种续修版本的官署志。《太常寺续纪序》载：“故郊焉而天帝格，庙焉而列圣享，递至百神，尔主群黎，遍德何非，此夙夜敬止者为之召乎？此君道也，臣道也，纪之所繇作也。”?瑖瑢可见太常所掌，乃“君道”、“臣道”攸关，至为重要，才是《太常纪》与《续纪》纂修的根本原因。《太常考》之修，亦是因“太常志疏略，而居其官者罕明掌故，每祭祀，乃苍黄求之士隶”?瑖瑣。可见太常寺行事难以凭借会典，而要依靠所修志书。

　　明代南京官署修志范围较北京广，种类也更多，主要原因亦在于政书中记载的阙如。即使是南京六部，在会典中也是一笔带过，更遑论南京其它官署。而且不像北京的官署，因政事较繁忙，即使会典中未详细开载职掌的官署，本署也多有办事条例、规章、文册等文献，足以备本署掌故。南京为留都，各官署较清闲，官吏怠散因循，政务废弛，掌故易于湮灭，更有修志的必要。所以天启朝征诸司故实时，南京官署修志远较北京官署多。

　　（二）备官署典故以便本署行事及垂范后世：两京官署志纂修的动机两京官署志的纂修，最主要的动机是备官署典故，其功用又可分为价值示范与行政实践两个层面。首先，价值示范层面。官署修志可歌咏盛世典章，光耀官署前贤，以垂范天下后世。景泰时祭酒吴节修《南廱志》，出发点即是“所以备师儒之遗忘，并以俟史氏采用于他日也”。由于太学的地位极为重要，乃“贤士之关，风化之原，天下学校视以为宗也”，其善制美政更有必要保存，以传诸后世。所以吴节云：“今之良法美意，与古先帝王大学之道，诚同符而合辙也，录之以传，不亦宜乎？”?瑖瑤万历时周应宾作《旧京词林记》时，亦是因为“旧京翰苑，固文献之所稽也，乃今去之二百有三十年，其间建置沿革之规，十不存七；职司故实之纪，十不存五；姓氏爵里始末之牒，十不明代两京官署志的纂修及其政治文化解读存三，若是令后世胡以征也”。乃修此书，使得“圣主右文之规，名公巨卿华国之业，犹得有所考镜，垂之无穷”?瑖瑥。可见修志的目的，一是备本官署之掌故，一是备曾任职本官署之前贤事迹，皆足以垂范后世。《南京大理寺志序》亦云：“志官府，未或前闻也，然备一官之事，以垂一代典常，亦典之不可缺也。”又云：“前辈道德如薛文清、章枫山，功业如马端肃，气节文章如胡公润、邹公瑾、黄公巩，皆命世之英，寺之光也！夫得一人如文清公，已为盛矣，况弗止乎！然则斯志也，得六君子，亦可以传矣。”?瑖瑦其次，行政实践层面。官署修志可以史为鉴，便于本署行事。嘉靖时雷礼修《南京太仆寺志》，即因“南署颇称燕闲，士大夫咸缓带舒绅，乐其无事。顷者虏骑猝至，军需告急，有司犹怠散因循，雷公始至，疏行六事，明约束，肃官常，吏稍稍用命。余公继至，则按图籍，揆宪令，修明牧政，而故牒漫灭，并缘为奸，乃图不泯”?瑖瑧。可见是因该寺故牒漫灭，吏得为奸，乃创为寺志，以便官署行事。又如《四译（夷）馆馆则》之修，亦是因“馆之文献湮漫，滋久法守寡稽，道莫折衷，诸所措布，悉咨胥吏”，“废缺相沿，奚缘考信”?瑖瑨，也是出于方便官署行事的目的。南京都察院所行《修志札》亦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历观各衙门，莫不具有志书，今昔政治，一览昭然，轨辙可寻，奸宄莫溷”，而本司无志，因而“欲急成志书，以存往昔，以诏将来”?瑖瑩。充分展示了官署志的史鉴作用。

　　当然，官署修志动机也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如上文提到的纂修实录。又如从众的因素，嘉靖以后，两京官署修志蔚然成风，一些官署受其它官署修志影响，亦纂修志书。嘉靖中修《南京刑部志》，即是“以南京各衙门类有志书，刑部尚缺”?瑘瑠。泰昌元年礼部议修志书，亦是因吏部修成志书。“吏、礼并称鸿巨”，“本部典礼最称繁巨，而纪载缺焉无稽。历朝掌故，几同藏壁之书；四署文移，半是存羊之朔。挂漏未睹其全，敝舛莫知其自，志书一节，不可谓非本部之缺典也”?瑘瑡，乃聘俞汝楫修志。

　　（三）文官治国及其文化意识：两京官署志纂修所反映的政治格局与政治话语权明代两京官署志萃于文职官署，基本上文职官署皆有志书。修志的主体是本署文官，多为自发修志，虽天启后多聘人修志，但主导权仍在文官。反观武职官署，除锦衣卫外，如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指挥司、京师诸卫等；杂职官署如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宫内诸监等，皆未有志。

　　首先，两京官署志的修纂，与该署官员文化素养与意识有关。明代是科举社会，文职官署官员主要由科举与国子监而进，人材众多。文官群体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不仅是政治文化传承的主力，且富有传承政治文化的使命感，才会有大范围自发修志之举。像国子监、翰林院更是人才济济，志书也就多。而武职、宦官及僧道等杂流官署，其官员结构不以文官为主，文化素养有所未逮，也缺乏传承政治文化的意识与动力，故少有修志之举，未必是该官署无典故可记。且从传统上看，前代亦罕见武职、宦官及僧道等杂流官署相关史乘。

　　其次，两京官署志书的分布，反映了明代以文官治国的政治格局，以及文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中的垄断话语权。明初罢中书，废丞相，政归六部，皇权得到强化，但那只是最高决策权的独揽，以天下政务之繁巨，皇帝不可能事事躬亲。即使后来有内阁与司礼监替皇帝分责，也仅限于重要政务的决断。事实上，天下政务萃于两京，其具体处理与施行，还是归于以六部为首的部、寺、院、司、监等文职官署，形成以文官分理天下的政治格局。明代既以文官治国，自然在政治文化中易于形成文官的垄断话语权，两京官署志集中于文职官署，无疑是这种状态的反映。在官署修志的过程中，体例的裁定、内容的取舍、书法的拟定、史实的评陟等方面，无不蕴涵着文官群体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因此，两京官署志亦是解读明代政治文化的重要门径。

　　第三，两京官署志的纂修，还寄寓了文官群体辅佐君主，以致太平之治的政治理想。广泛而经久的纂修本署志书行为，展示了文官群体心系政事的情状，也寄寓了其仕宦理想，通过修本署志书，揭明过往政事得失，来为当政者提供参考，以臻至治。崇祯《南京太仆寺志》之序言之甚显，云：“今上中兴，辇毂下诸君子以为国家重熙累洽之后，百度虑有不备于方策者，于是两京诸司皆纂修志书。臣职在冏寺，不可不讨论故籍，咨询遗老，以俟参考。”而所采辑者，皆是“二百余年见行故事，与列圣之垂训，深谋远见，诸臣之嘉言谠论”。末又云：“倘有可以禆牧政者，不惜为圣明条奏之，则虽弁髦此志可也。”?瑘瑢拳拳佐君致治之心，溢于言表。

　　注释：

　　①方骏：《明代南京官署志概说》，《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现存明朝南京官署志述要》，《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７卷第１期。

　　②王英姿：《南京图书馆藏〈南京太仆寺志〉考述》，《江西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吴娱：《〈旧京词林志〉著者及文献价值述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０卷第４期。吴璐：《孤本〈南京尚宝司志〉考述》，《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③（明）黄佐：《南廱志》卷首《南廱旧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５７册，第３２页。按：此书原题《南廱志》，嘉靖间黄佐在其基础上续修《南廱志》，乃改其书名为《南廱旧志》。

　　④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９《职官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６页。按：实录景泰四年至天顺三年，陈贽任太常寺少卿，确实具备修书的条件（《明英宗实录》卷２３２，景泰四年八月己丑；卷３０４，天顺三年六月辛未）。

　　⑤（明）邢让：《国子监通志》，《天一阁藏明代珍本政书丛刊》第１２册，线装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⑥《千顷堂书目》卷９《职官类》，第２３６页。据杨守阯：《碧川文选》卷８《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铭》载，夏时正“官奉常时修《太常志》十卷”，而其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在成化四年至五年（参见《明宪宗实录》卷５７，成化四年八月庚寅），书当成于此时期前后。又王圻：《续文献通考》卷１７７《经籍考》载：“《太常志》十卷，夏言著。”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亦载：“《太常寺志》十卷，夏言。”夏言未曾任职太常寺，没有修志的条件，二书很可能是将夏时正讹作夏言。

　　⑦刘于义、沈青崖等：（雍正）《陕西通志》卷７４《经籍第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５５册，第４７５页。按：《陕西通志》载宋钦为明大理少卿，而实录载，成化十四年至二十二年间，宋钦任南京大理寺卿（《明宪宗实录》卷１７６，成化十四年三月庚午；卷２８５，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己丑）。通志误。又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７《南京大理寺志序》载：“大理寺旧有志抄本，载国初制度略具，作者之胸襟识见要不凡，其捜罗良亦勤矣，考其时当在成化末造，惜姓名不传。”可见成化末大理寺已有志，与宋钦任职时间吻合，当即宋志。宋志以“后”命名，大概指迁都以后，作者又任职南京，所修当为南京大理寺志。

　　⑧?瑖瑡（明）谢铎：《国子监续志》，《天一阁藏明代珍本政书丛刊》第１２册；卷首《国子监续志序》，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⑨（明）顾璘：《顾华玉集》卷１５《明故山西行太仆寺卿石亭陈先生墓志铭》，《丛书集成续编》第１４１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８１页。《千顷堂书目》卷９《职官类》，第２３４页。按：陈沂墓志铭载，其为正德丁丑（１５１７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后进侍讲，嘉靖六年始出为江西布政司参议。书当成于嘉靖初前后。

　　⑩（明）黄佐：《翰林记》，《丛书集成初编》第８８２至８８４册。据雷礼：《国朝列卿纪》卷１６０载，黄佐为正德辛巳（１５２１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出为外官，嘉靖十八年复原职，历侍读，掌南京翰林院，仕至詹事府少詹事。而《翰林记》书中职官题名截至正德十六年，可推测此书成于嘉靖初。此书内容包括翰林院官制沿革、设官、官署、职掌、职官题名等内容，虽无翰林志之名，而有翰林志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