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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以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七年的苏区革命时期内的音乐发展走的是一条外国歌曲中国化、本土歌曲马列化的道路，对宣传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苏区文艺红色音乐革命歌曲

　　一

　　从1927年10月井冈会师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在这7年的时间内，苏区的文艺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除了“文明戏”（话剧和歌剧）的兴起之外，带有鲜明特色的苏区音乐也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加入及派送往苏联学习的红军干部的回归，苏区的文艺运动也加入了典型的苏俄特色及欧洲特色。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有留苏“赤色明星”、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女士；先在法国学习音乐，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最后使用俄文名字“亚历山大·阿列克塞·沙可夫”的陈微明；以及早年在美国留学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随后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原名谢启泰的章汉夫；更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瞿秋白。在这些有过留苏、留法、留美经历的知识分子的带领下，苏区时期的音乐文化也被赋予了苏联及法国革命音乐的色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主张音乐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强调音乐的思想性。这一音乐指导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苏联音乐界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在大量借鉴苏联革命经验的中国革命早期，这种音乐理论也在中国的苏区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尤其是在“古田会议”之后，文艺工作被认为是党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明了文艺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方向。因此，苏区的整个文艺工作活动都是围绕为政治斗争服务这一中心，初期以模仿苏联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苏区时期的革命歌曲创作与表演活动。

　　在这一时期，苏区先后创立了各类工农剧团和表演学校，包括由李伯钊担任团长的“蓝衫团”和“蓝衫团学校”。1934年，瞿秋白建议把蓝衫团改名为“中央苏维埃剧团”，蓝衫团学校也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在这个带有鲜明苏联色彩的学校里面，瞿秋白等人制定了学校简章，规定学员要“唱歌（发音和音符）、跳舞……”，[1]P264音乐分为中乐和西乐。在这个学校里面，李伯钊、刘月华担任音乐课的教学工作。除了传统的中国乐器外，钢琴、风琴、小提琴也加入了乐队的行列中，担任独奏和伴奏的任务。例如，在蓝衫团的表演中，朝鲜族的音乐家崔音波就曾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沙可夫也表演过苏联歌曲独唱；李伯钊也经常表演苏联歌舞；连邓小平也曾用法语表演过法国大革命时非常出名的《马赛曲》。这些表演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同时，一大批苏维埃歌曲也被翻译并传入中国。如瞿秋白就翻译了《国际歌》和《共产儿童团歌》等歌曲。苏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对苏联歌曲进行改造，形成了自己的音乐。例如，当时苏区的许多话剧都插入了歌曲，有很多是引用现成的从国外引进的曲调。如话剧《旧世界》、滑稽剧《松鼠》就引用了《国际歌》的曲调；而话剧《春耕突击队》则引用了《共产儿童团歌》的曲调。这种引用旧有外国曲调填新词以形成自己的革命歌曲的方法在初期的革命歌曲创作过程中被多次采用。如，《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就是采用了美国波兰特市主教布里格姆所写的赞美性的圣经调填词而成的歌曲。还有根据苏联革命歌曲填词的《霹雳拍》、《进行曲》、《上前线去》等。原有的进行曲、战斗曲等的欢快、激昂的曲调与节拍非常适合用来表现红军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充满信心与希望的精神，因此，此类曲调也多用来展示红军及苏区斗争的一面。这些旧曲填上新词以后，在曲调上、节奏上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内容和形式上获得了新的统一。

　　但是，苏区音乐在利用旧有的外国曲调的同时，也会做一定改编。有时候是改变节拍，有时候是只截取其中的一段，以适应国内的歌唱习惯。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非常流行的《红歌》就改编自苏联的革命歌曲《红军最强大》。《红军歌》的部分曲调和苏联原曲调相同，但是在某些地方，文艺工作者们缩短了原《红军最强大》的节拍，把原来的6#56|7·77换成656777，使新的曲子更欢快、朗朗上口。有时候又会延长音值，如由苏联歌曲《你们已英勇牺牲》改编的《悼亡曲》，这首曲子部分采用了原苏联曲调，把原来的1/4节拍延长为1/2节拍。这种改编都是为了符合中国歌词的歌唱方式与节奏习惯，使歌曲更通俗上口。

　　二

　　除了初期的外国歌曲的中国化过程，苏区的音乐文化创作也开始逐渐走向了本土歌曲马列化的道路。在苏联的革命歌曲中，很多进行曲、战斗曲都是由原来的民歌改编而来的。因此，民歌、山歌、小调被填入富有苏维埃政权特色的题材歌词，形成了中国自己特有的革命歌曲。而且，“红军部队的歌曲的传统就是以民歌为基础……”[2]P78赣南、闽西的客家山歌对苏区的革命歌曲创作影响尤为巨大。

　　赣南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其中兴国山歌又在苏区革命歌曲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兴国山歌分为两类：一种是山野间的即兴唱和，另一种则是职业歌唱人员的室内娱乐性质的表演。苏区时期，兴国山歌成为有力的战斗宣传武器，有“一首山歌三个师”的美名。《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以兴国山歌的形式谱写出来，并唱遍了整个苏区的。《争先恐后当红军》也是兴国竹片山歌的一首代表作。

　　民歌、小调纷纷成为苏区革命歌曲创作的有力凭借。用《苏武牧羊》调填词的《土地革命歌曲》、用民歌调《玉娥郎》填写的《四季读书歌》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用同样的曲调编出不同的歌曲也是这段时期的重要特色。《苏武牧羊》的调子还被应用到新歌《骂军阀歌》上。在这些歌曲里，通俗的歌词、大家都很熟悉的题材是歌曲能够被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红军战士和群众迅速接受的原因之一。瞿秋白同志曾经指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大，没有人写谱就用民歌曲调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能马上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1]P263因此，苏区时期的本土歌曲的马列化主要是通过歌词的创作和题材的选择实现的。

　　苏区的题材丰富多样，但大部分是以政治宣传为主。一种是号召工农起来反抗剥削压迫的歌曲，如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印江、沿河、德江等县流传的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唱道：“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3]P124一种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如在永顺县、桑植县流传的《拥护苏维埃》；一种是鼓励青年参加红军的，如《当兵就要当红军》；一种是反映妇女解放的歌曲，如在桑植县流行的《妇女歌》、《放脚歌》、《妇女放哨歌》；一种是歌颂红军，军民鱼水情的《早盼晚盼红军来》、《爱红军》、《十送红军》等；一种是歌颂党的领导人的，如歌颂贺龙的《贺龙带来红三军》；还有其他一些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歌曲，如《逃难曲》、《苦债歌》、《抓新兵》，等等。这些以歌颂红军、歌颂党、歌颂苏维埃政权，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洋人、地主土豪的剥削的歌曲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使他们鼓起勇气，坚定了和一切反动派斗争，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

　　苏区时期的革命歌曲创作，一方面展示了苏区时期根据地受到的苏联文艺理论及马列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示了党、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部分发展史。进行曲、抒情歌曲、表演歌曲、颂歌、叙事歌、小型歌剧等作品形式共同组成了苏区的音乐文化。其中叙事歌由于有时间、有情节，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叙事歌《1929年的红军》里唱道：“正月里来梅花香/四军全部出井冈/红旗飘飘高举起/吓得白匪起恐慌/二月里来雪花飞/官兵团结心唔灰/大柏岭上迎头击/刘逆士毅狗命危/三月里来气象新/红军浩荡进长江/郭逆凤鸣不量力/长岭寨下命归阴……”[4]P421这首山歌交代了时间、地点、事情，对研究党史、军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学习、模仿苏联歌曲到扎根于本土民族文化、创作本国特色的红色革命歌曲，七年期间的苏区音乐文化运动经历了开始、繁荣、遭受挫折等阶段，对苏区革命根据地宣传土地革命、保护苏维埃政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苏区音乐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特色化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包括戏剧运动在内的苏区文化运动，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马列主义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为广大普通红军指战员和群众所接收，并牢记于心。

　　参考文献：

　　[1]刘云.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2]李晓莹，张青云.20世纪上半叶苏俄音乐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5）：78.

　　[3]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4]黄健民.革命战争中的兴国山歌[C].中央苏区史研究论文集，1989.

　　基金项目：2013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JC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