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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和”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在其战争记述中突显了对“和”观念的重视：重“和”者必胜，失“和”者必败。究其实质是《左传》对“人”的重视，对“神”的弱化，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可以纳入先秦人学范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殷周时期的文化转型。 

　　关键词：《左传》 战争 和 

　　《左传》战争记述中蕴含的思想历来受后人关注，其“遵礼”“民本”和“重视谋略”等思想已被学界广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左传》战争记述中隐含的“和”观念，这一点学界少有论及。本文就在解读先秦“和”与“同”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论述《左传》作者在记述战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和”观念以及其思想实质。 

　　“和”，《说文解字》解释为“相应也”，乃互相应和之意，它的出现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此处的“和”突出的是“乐”的重要作用，即“调和”。《礼记·乐记》还有类似记载，其言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此可知，“和”这一概念的起源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是先王调和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后来，“和”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延伸，跳出了音乐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生活。这个时候，“和”往往是与“同”这一概念并举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和”与“同”在音乐范畴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礼记·乐记》中除了以“和”来表示“乐”之追求外，“同”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此处“同”与“和”有着相同的意思。但政治范畴的“和”“同”却有了不同的含义。可以看以下两个例子。 

　　《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史伯对郑桓公的一段对话，在分析当时周幽王的时政状况时，史伯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言“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馋慝暗昧……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的意思很明确，“和”的实质是容纳万物，而“同”排斥异己，只取同类。正因为周幽王摒弃异己之说，只取悦己之声，所以史伯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而《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的齐国晏婴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则更进一步明确了“和”“同”之别。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所论的“和”与“同”的内涵与史伯所论是一致的，“和”有容纳众物之意，“同”乃只取同类之意。只不过在将“和”引申到君臣之意时比史伯所言更加明确。晏子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所论之意即“和”在君臣之道的范畴中指的是臣子要有积极进谏之胆识，君要有容纳臣子异论之胸怀。言外之意即只有臣子勇于进谏、国君善于纳谏，方能称其为“和”。 

　　而孔子对“和”也非常重视，将其引申到了个人修养的范畴，《论语·子路》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孔子很明确地把“和”“同”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是对晏子理论的一种引申。 

　　由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看出，史伯和晏婴将“和”运用到了政治生活中，孔子将其引申到了个人修养中，虽然应用范畴不同，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一个团体而言，既要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又要善于容纳不同声音，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综上可知，“和”应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思想也隐含在《左传》的战争记述中，虽然作者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述，但细观其战争记述，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规律，即：重“和”者必胜，失“和”者必败。这主要表现在君臣、将帅之间的关系上。凡将士积极献策，主帅善于纳谏者必胜；而上下离心，主帅刚愎自用者必败。 

　　比如《左传·庄公十年》所记的“齐鲁长勺之战”便是《左传》作者“和”观念的明显体现。面对齐国的进攻，鲁庄公和曹刿之间展开了一场平等的对话，鲁庄公说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财物分人”“取信神灵”和“以情断狱”，曹刿毫不留情否定了前两种方案，言其为“小惠”“小信”，作战不足依凭，只有第三种方案才是鲁国真正所需，以此可以征得民心，取得胜利。而鲁庄公亦欣然接受并且让曹刿跟随作战，在战场上对于曹刿的策略也一一接受。最后，君臣民同心，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在此，鲁庄公和曹刿之间的融洽，其实质就是“和”观念的一种体现。曹刿地位卑微却能勇于进谏，鲁庄公贵为国君却能屈尊和曹刿平等对话，从谏如流，形成了上下同心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恰恰暗合了晏婴所言：“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君臣共同的商讨中制定出了合理的方案，最终促成了事情的成功。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的晋楚城濮之战，战前晋国上下表现出的就是“和”的局面，各位臣子纷纷献计献策：如何激怒楚国，促其先战从而陷其于不义；如何把齐国、秦国拉入作战集团，从而加强自己的力量；如何施恩惠于曹卫，笼络小国，获得广泛的支持等等问题都经过了君臣广泛的商议。后来当晋文公犹疑不定，想退缩时，大臣又积极劝说、鼓励，最终坚定了晋文公开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为晋国此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因为晋国君臣表现出来的“和”，使晋国有了取胜的可能。而《左传》作者不惜笔墨地描绘战前晋国君臣的商讨，就是竭力突出自己的战争思想——重“和”者必胜。

　　与重“和”相对的是失“和”，失“和”者必败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亦多有战例，其中最典型的是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年，晋国、秦国围攻郑国，秦穆公在郑国烛之武的游说下撤兵，与郑人结盟，留下杞子、逢孙驻守郑国。僖公三十二年，杞子掌管郑国北门钥匙，派人通知秦穆公偷袭郑国，里应外合郑国可得。秦穆公大喜，决定出兵，而蹇叔极力劝阻，并根据自己的经验预测秦国必定惨败，而且把战败的地点都说得明明白白，但秦穆公一意孤行，拒绝了蹇叔的劝谏，坚持出兵东征，结果大败。虽然蹇叔恪尽职守、勇于进谏，但秦穆公刚愎自用，不纳善言，导致秦国君臣“失和”，结果致使秦军在崤山几乎全军覆没。 

　　另外，僖公二十二年的宋楚泓之战，文公十二年的秦晋河曲之战，均是君臣、将帅“失和”导致失败的战例，不再赘述。 

　　由上可知，《左传》作者已将“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中隐含的是作者对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肯定，对神灵作用的弱化，尤其是对于战胜国一方，《左传》作者的这种倾向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