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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看前文所举的“齐鲁长勺之战”一例，身份低微的曹刿想见鲁庄公谈论战事。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鲁庄公提出了三种作战方案，其中有一条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希望通过祭祀借助神灵的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曹刿断然否定，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很委婉地表示鬼神的力量不可信，弱化了神灵的力量，最终选择的是鲁庄公提出的能得民心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之说。毫无疑问，作者记述这次战役主要突出的是“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弱化了神灵的重要性。 

　　再如僖公二十八年所记的“晋楚城濮之战”中，也有一处细节展示了人对“神谕”的一种颠覆。开战前，晋文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吸食自己的脑髓，所以晋文公很害怕。这很明显是一个不吉利的梦，但大臣子犯却反其道而解之，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很明显，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可见子犯解梦并不是依据梦本身，而是依据晋国的需要为晋文公解梦，从而将梦化凶为吉，为其所用。最终，在子犯的鼓励下，晋文公坚定信心，和臣子同心同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出，在此事件中“人力”是可以操纵“神谕”的。 

　　另外，桓公六年记有楚武王侵随一事，在楚国战败，随侯将要追赶时，颇具战略眼光的季梁阻止，劝随侯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去追赶实力强大的楚军，应该转而致力于治国惠民，言谈中更是语出惊人，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如果民心不齐则“鬼神乏主”，只有修政爱民才能“庶免于难”。结果“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在此，随国君臣也形成了“和”的局面，季梁敢于进言，随侯善于纳言，保全随国。而季梁谈到：“夫民，神之主也。”很明确地将人置于神之上，言外之意，能保全随国的不是神而是人。这比起曹刿和子犯之言更是直截了当。有学者对于这种现象有这样的总结：“这似乎是一场历史性转折的象征：对于神，人不仅仅是敬而远之，而且还敢于冒犯了。”[1]而在这种冒犯过程中，如果说周人的“德礼”思想系统是根基，那么“和”的观念就是催化剂，假如没有“和”观念，就没有鲁庄公和曹刿的平等交谈，而曹刿也断断不敢截然否定鲁庄公依靠鬼神的作战方案。对于城濮之战中的子犯也一样，假如晋国上下没有形成“和”的局面，他也断断不敢私自乱言，自然也就没有“子犯解梦”这段历史佳话了。 

　　而《左传》这种“和”观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纳入先秦人学范畴进行研究，因为《左传》在记述战争的行文中不仅凸显了“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而且在凸显“和”观念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人而不是神。而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正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模式转换的表现。 

　　《礼记·表记》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由此可知殷商时期人们对鬼神无比敬仰，人的世界是由鬼神控制的。而到了周朝，“周人入主中原以后，使中华文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用武力征服殷商的同时，周人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了对殷商的文化征服，进行了文化模式的转换。”[2]而上文所列《礼记·表记》之言便是这种文化模式转变的概括。周人已开始注意到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建立了以“德礼”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而作为儒家学派的孔子，继承了周人思想，表现出了轻鬼神、重人事的倾向。《论语·述而》记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先进》篇记载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很理性地认识到，真正控制人类自身的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孔子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类社会的存在依据，而其毕生追求的“仁”“礼”“忠”“孝”思想就是他以人类世界为出发点形成的思想体系。 

　　而同为儒家经典的《左传》也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战争记叙中不仅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和”的重要性，而且也极力突出了决定“和”局面形成的关键是人而不是“神”，彰显了人的智慧而弱化了神的力量，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而《左传》战争中的“和”观念对人价值的肯定，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殷商时期的这场文化转型。 

　　注释： 

　　[1][2]刘黎明：《先秦人学研究（序言）》，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页，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