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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文明的起源，通常都是从天文知识的积累开始的。太阳的东起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行星的周天运动，是最容易被观察到并与实际生活产生联系的。对古代埃及人来讲，当他们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之时，就知道尼罗河的汛期即将来临;最早把恒星和行星区分开来的古巴比伦人，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星图，沿用至今的一星期七天，就是他们的发明;古印度也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就把一年定为十二个月三百六十日，并有了自己的置闰方法;不幸湮灭的玛雅文明已测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零天，与今天的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天只相差零点零零零二天。
　　对不同文明而言，在混沌初开之时所形成的天文观，将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基因般的角色，影响其后续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中国传统天文观的角度，去探寻中国文化基因中那些个“九九归一”的“原点”，对于理解历史上中国人那些似乎“天然而然”的文化倾向，当十分有助益。
　　阴阳合历与调和中庸的性格
　　太阳对人类的作用不言而喻。古人直观地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东升西落，每天都靠得住。其变化主要是南北方向的移动所带来的寒暑交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的西周就开始使用“土圭”（日晷的雏形）来测量日影的变化，从而掌握太阳在一年中运行变化的规律。其时已测出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依靠现代测量技术，今天我们知道太阳回归年实际长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并以“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一闰”来调和“天”与“年”的关系，这就是现行的公历即太阳历。
　　月亮的运行周期也比较容易把握，古人很早就有了朔（初一）、望（十五）、晦（每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或三十）、既望（十六）的概念。依靠现代测量技术，一个朔望月实际是二十九点五三零六天。
　　太阳历能够反映一年四季的变化，掌握这个周期对春种秋收非常重要;太阴历能够反映一个月中月相周期的变化，有了初一、十五，上玄月、下玄月的概念，在没有路灯的那些年，对夜间出行非常重要。包括人体生理周期、海洋潮汐等都受到月亮周期变化的影响。汉民族的先人们总是希望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于是在太阴历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二十四节气。在商朝时只有四个节气，到了周朝时就发展到了八个，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藉此形成阴阳合历的中国传统历法。
　　古希腊的历法，包括后来凯撒的儒略历，以及后来沿用至今的格列历，都没有考虑到月亮周期的变化。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也没有考虑月相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试图调和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的阴阳合历，应该说比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更为先进，既照顾到比较直观、比较实用的月亮周期，又能依太阳年度周期导致的寒暑变化来指导农事。
　　当然，阴阳观念，包括阴阳互生、五行八卦等，更有其上古朴素哲学方面的来源。但这种试图调和太阳与太阴的精神，已然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等民族性格，正可以从阴阳合历中找到源头。
　　北天极、天子天命与皇权专制传统
　　现代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是围绕与赤道平面垂直的地轴不停旋转的。地球自转轴北指的方向，就是北天极。
　　以看起来恒久不变的北极星为参照依据，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使用赤道坐标来记录星象，并根据地球一年四季不同的方位和星象建立了东、南、西、北“二十八宿”的观念。这类似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只是坐标体系不同。黄道坐标体系是以地球公转一年导致星空的变化为依据发展出来的，相对于赤道坐标体系，黄道坐标体系更为直观和简单。
　　古人把北极星所在北天极星空分为“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北极星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哪个夜晚或者一年中的哪个季节，它似乎永远在那里，而且天空中所有的星辰都围绕它旋转。映射到人世间，北极星就成为唯一的帝王的象征。早在五帝时代北极星就被称为“太乙”，周代以后称“帝星”或“紫微星”。自然，北极星所在的紫微垣就是帝王的居所了，这也就是北京“紫禁城”命名的由来。
　　要知道，懵懂初开的古人对于天象对人世间的映射是非常重视的，天象的解释权仅归天子所有，民间是不可以私建“天文台”的。武王伐纣时，就先“违规”建造了“灵台”，即观察天象的高台，以“天命所归”来号召诸侯，使得伐纣具有了正当性和号召力。
　　这种天文观对我民族的心理是有极强的暗示作用的，即很容易承认一个唯一的、高高在上的、主导一切的皇权的合理性。即便改朝换代，都需要有一个“天命所归”的说法，这就是五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五德始终说”。比如秦为水德，服色尚黑，汉为土德才能克水。
　　历史地看，皇权专制为社会提供了秩序，当然有其合理性。只是其背后全能君主、国强民弱，尚集体轻个人，官场勾心斗角、频繁改朝换代引发社会大动荡等，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已相去甚远。全球文明发展至今天，社会发展已愈来愈依赖于完整的、独立的、自由的个体所蕴含的无限创造力来推动了。
　　回过头来讲，我们国民性格中崇尚权威依赖组织，顺民与暴民的瞬间转换等特点，实则与我们文化源头的“天极观”有极大的关系。
　　“理性早启”与现实主义的“天道信仰”
　　上个世纪著名的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理性早启”的文化。意思是说，其他文明的发展过程通常都会经历一个从巫傩信仰如各种图腾、鬼神、祖宗，到一元信仰如基督耶稣、真主安拉，然后才会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步入理性时代。而中华文明很早就抛却迷信开启理性，没有经历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