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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海派文学；文学传统；见代性;批判性；都市民间

　　“海派”这个词，原先含有文化性格的概念，老派的上海人形容某种举止豪迈、出手大方、或者夸夸其谈的吹牛性格，常常用一个词叫“海威”，我以为这是沪语中“海湾”的变音，海湾水势浩大，惊涛拍岸，有时用来形容某大亨是：这个大老倌交关海威。”现在‘海威”这个词已经淡出，由“海派”取而代之。老辈人形容某人性格说，“这个人做起事体来蛮海派格”，往往也是指其性格中的豪迈、大方和夸夸其谈。把这个词用在文学艺术上，先是出现在绘画领域，接着又出现在戏曲领域而在文学上确定其名则比较迟，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海派之说。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一个30年代才出现的要求，而是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长期结果，就其具体所指的风格内涵来说，则与上海人口中一般所指的“海派”有较大的区别。

　　一、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中西文化的冲撞一直激荡不断，逐渐形成了以西方殖民话语为主导的所谓“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中国文人对这种现代性历史怀有极为复杂的心情--现在上海人常引为自豪的昔日繁华的“家底”，正是在丧权辱国的租界阴影下形成的。

　　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不会真正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塑造上海，它们所需要的，一是在殖民地维持宗主国尊严的形象，二是使殖民地变成一个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土里也不便放纵的情欲乐土。前者使他们在殖民地建造了许多与西方接轨的文明设施，成就了文明与发展的标志；而后者，则在文明设施中寄予了畸形的原始欲望，就像一个在庄严的大家庭里循规蹈矩的男人难免在外面格外胡作非为一样，一切在法律或者教规禁止以内的情欲因素都可能在殖民地领土上变本加厉地膨胀。所以，当上海被西方冒险家们称作为“东方的魔都’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担当起西方文明的情欲排泄口的功能，西方冒险精神正是在这种种犯罪欲望的刺激下变得生气勃勃，风情万种。

　　另一方面来看，殖民地固有文化的种种弱点也不会因为西方文明的进入而自然消亡，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而言，文化冲撞中首先被消灭的往往是文化中的精英成分或是传统的核心，至于文化渣滓与泡沫非但不会被淘汰，反而顺理成章地融入强势文化的情欲体系，作为异国情调而得到变相的鼓励。这就是为什么像亚洲地区的雏妓、人妖、二奶、吸毒、赌博、迷信等等所谓国粹级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经济发达以后也始终得不到根除的原因之一。欲望鼓励了经济上的冒险与繁荣，也鼓励了种种情欲肆无忌惮地畸形膨胀，构成了典型的东方殖民地的文化奇观。这种文化之所以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中发展得比较充分，是因为上海本来就地处东海边睡，国家权力控制不严密，传统文化根基也不深厚，再加上经济开发带来人口流动，五湖四海的地方民间文化都以弱势的身份参与了新文化的形成，因此，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不曾得到本土精英文化的丝毫阻挡。

　　这一文化特征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构成了“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一-繁华与糜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我们在讨论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倶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产生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糜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二、当文学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时，它所展示的形象画面必然是意义含混、色调暧昧的。在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西方文明一直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向往所追求的目标出现的，为知识分子的启蒙提供了遥远、朦胧而美好的参照系，但在海派文学里，现代化的意象却要复杂得多，也含混得多。从19世纪末期的海派小说《海上花列传》（韩邦庆）到20世纪中期的市井小说:〈亭子间嫂嫂》（周天籁）这之间构成了一组以上海各色妓女为主题的故事系列，其中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叙述语言竟是用香艳娇软的吴方言。作为一种靡靡之音，它曾经弥漫在上海的情色场所，形成了感性的、肉欲的、对所谓“现代性”只是充满物质欲望的人性因素，用这种方言写的小说与以北方官话为主体的政治小说之间自然划出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也许正是它所显示的异端性，《海上花列传》在正统的晚清文学史上没有很高的地位，正如《亭子间嫂嫂》在40年代的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一样。由此所形成的一个海派文学的创作传统，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也是受尽鄙视与轻蔑，在陈独秀、周作人、郁达夫等新文学主将的笔底下，上海的文化与风尚一直是以不光彩的形象被描述出来的。

　　如果我们仅仅把《海上花列传》所代表的美学风格视为海派小说的唯一传统当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当时的上海也同样活跃着各类批判现状的通俗革命小说，表现出上海文化多元与开放的特性，也许我们把所有这些异端色彩的作品统称为“海派小说”更为适宜些。然而《海上花列传》在表现上海这个城市“恶之花”的文化特征方面，被人认作为“海派文学”的早期代表作则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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