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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情色故事自然含有更多的繁华与糜烂的都市文化特色，《海上花列传》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创作的狭邪小说之处，就是它的“恶之花”中包含了“现代性”的蓓蕾。在它所展示的嫖客与妓女的故事里，传统才子佳人的成分减少了，活跃在情色场所的是一帮近代商人，他们不仅仅把情色作为个人感情世界的补充，而更加看重为商务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使现代经济运作与道德糜烂具体结合在一起。小说里描写一个醋罐子姚二奶奶，她大闹妓院反而自讨没趣，阻止不了丈夫的问花寻柳，因为她知道，她丈夫要“巴结生意，免不得与几个体面的往来于把势场中”，就与现在做生意的部分商人也免不了要“腐败”一下有异曲同工的道理。再者对妓女形象的刻画，韩邦庆也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过于浪漫的想象，恢复“平淡而近自然”的写实手法，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家的艺术表现。本来晚清盛行的狭邪小说，不过是言情小说的翻版，因为自《红楼梦》后家庭爱情已被写尽伦理束缚又不敢突破，只好把情色场景从家庭换到妓院，男女可以混杂在一起，但故事仍不免伤感虚幻之气弥漫，所谓嫖客妓女的故事仍然是才子对佳人的浪漫幻想。而《海上花列传〉〉则以平实的笔调打破这一幻想境界，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妓家的奸谲和不幸小说里的妓女作为近代上海商业环境下的真实剪影她们既有普通人的欲望、企盼和向往，也有近代商业社会沾染的唯利是图、敲诈勒索、欺骗嫖客等恶行，她们对男性的爱情早已让位给对金钱的骗取。虽然作者的描绘里包含了“劝戒”的意思，但其意义远在一般劝戒之上，贴近了近代上海都市转型中的文化特征。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学杰作，它不仅掲示出上海经济繁华现象中的“现代性”蓓蕾，同时将现代都市的经济繁华与这个城市文化固有的糜烂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浑然不分。在《海上花列传》之前，是充满了伤感言情的虚假浪漫小说，在它之后是朝着黑幕一路发展下去的海派狭邪小说。其前者仅仅是传统社会束缚下末流文人的感情余波，而后者则是现代都市文化中现代性与糜烂性相分离的结果。当时有另一部海派小说《海上繁华梦》（孙玉声）便是在这基础上着重于表现糜烂的因素，成为一部专掲花界黑幕的通俗读物。吊诡的是，在上海比较发达的商业经济的刺激下，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宁可认同《海上繁华梦》掲发隐私的黑幕道路，使海派小说在发轫之初就在媚俗趣味上越走越远。长期以来海派小说被排斥于新文学的阵容之外，与充斥于大众文化市场的通俗读物为伍，正是与这种市场选择有直接的关系。

　　三、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动以来，海派小说的传统一度受到打击，新文学发起者对上海作家竭尽嘲讽之能事。如郭沫若等创造社发迹于上海，刘半农教授就嘲笑他为“上海滩的诗人”[1]到了鲁迅来概括上海文人时就干脆用“才子加流氓’一锤而定啬。其实在北京的文人中，刘半农和鲁迅都是来自南方，更像是“海派”一些。而郭沫若一面被别人当作海派骂，一面也跟着瞧不起海派，在一首题为《上海印象》的诗里，他对上海人比谁都骂得凶：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

　　就在阵阵讨伐声中，一种新的海派小说出现了，那就是创造社的主将郁达夫的小说。郁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创作，他的忧郁、孤独、自戕都染上世纪末的国际症侯，与本土文化没有直接的影响。郁达夫对上海没有好感，对上海的文化基本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精神使他写出一篇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作品依然未脱旧传统才子佳人模式，但身份又有了变化，男的成为一个流浪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女的则是一个上海香烟厂的女工，也许是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外来妹。上海经济繁荣吸引了无数外来体力劳动者，而不再是像《海上花列传》里赵朴斋兄妹那样沉溺于花天酒地的物质迷醉之中的消费者，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源，以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朴素的生活方式直接参与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建设，成为这个城市里的新人类一-最原始的工人阶级。在现代都市文化格局里不可能没有工人的位置,一旦这种新人类出现在文学作品里,都市文化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郁达夫未必意识到他笔下人物所具有的新的阶级素质,但是他第一次以平等、尊重和美好的心理描述了这个女性,写出了知识分子与女工相濡以沫的友好情谊。

　　郁达夫笔下的流浪知识分子还不具备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与女工对社会的仇恨都是停留在朴素的正义与反抗的立场上。但是随着20年代大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意识越来越成为市民们所关心的主题,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但被卷进去,而且还成为民众意识中的英雄。尤其在上海那样一座有着庞大工人队伍的城市里,革命风云不可避免地从此而起。在新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里,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浪漫成性,不断吸引着摩登热情的都市女郎,不倦地演出一幕幕“革命加爱情”的活话剧。依然是纠缠不清的多角恋爱的幻想,依然是才子佳人现代版的情欲尖叫,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造了新的革命的海派文学。很显然,新的海派文学也敏感地写到了上海的现代性,那些男女主人公既是现代物质生活的享受者与消费者,同时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反抗者与审判者。与老的海派作家不同,他们对于这个城市中繁华与糜烂的“恶之花”不再施以欣赏或艳羡的眼光,而是努力用人道的观念对其作阶级的分野,他们似乎在努力做一件事:在肯定这个城市的现代性发展的同时,希望尽可能地根除其糜烂与罪恶的因素。

　　上海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由于租界的存在,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无法把它完全控制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下面;中西文化的密集交流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又使同步发生在世界上的各种政治文化资讯能够及时地传入上海,因此,思想界的活跃完全可以与世界接轨,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和新名词新意识,都层出不穷地冒出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左翼文化思潮左右了上海文学的流行话语,与在军阀势力高压下的北京死气沉沉的文人意识相比,确实显得生气勃勃,孔武有力。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与其说是艺术化与商业化之争,还不如说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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