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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祛魅”与纯文学的边缘化以及相应的文学性的扩散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以下分别作些简要的论述。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产业、文化产业的迅速兴起），出现了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趋势，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审美和非审美的界限不断模糊。与农业、重工业相比，服务产业、文化产业有更突出的精神--文化含量，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性的消费（比如视觉消费、生活方式的消费）变得更加重要。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非实用性的审美、娱乐、休闲的需求在需求结构中的比例有所上升。除了物质商品的消费外，还出现了对符号、形象与美的消费。于是兴起了所谓“休闲娱乐工业”“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精神经济”等等。从传媒产业的发展看，大众传媒和影像产业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图像与符号的生产能力，曰常生活中各种符号和影像，人们空前重视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这种现象在一些名牌产品消费、时尚产品消费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至少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是有目共睹的。

　　于是出现了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与审美和艺术泛化、“文学性”的扩散齐头并进的现象。最富于神圣色彩的文学经典被广泛地戏说，广告中有优美的文学语言古典诗词，餐厅与酒吧摆满了各种艺术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他们是文学艺术被“祛魅”去神圣化、去精英化的最触目惊心的表现。艺术审美的商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审美化同时进行，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艺术审美经验与非艺术审美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活空间和审美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甚至完全丧失了。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度假胜地成为新的审美活动的主要场所（即使是精英知识分子也很少到高雅的美术馆、音乐厅去进行审美），这些场所与专门化的音乐厅、美术馆的区别在于其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可以说，文学性的这种泛化现象构成了文学“祛魅”的最重要的经济物质基础。

　　文学性的扩散还表现在：由于语言学知识的普及和渗透，由于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知识论对现代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的解构，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了全面的文学化倾向。它把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世界，都看成是文本、叙述、虚构或陈述,在这点上它们和文学具有本质上（不是媒介上）的相似性。正因为这样，所以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文学在大学和学术界的边缘化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在今天文学才完成了它的“统治”它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并成为其潜在的支配性成分。很多社会科学学科已习惯了借用文学研究的术语，历史被看作是故事，哲学、人类学和种种“主义”理论热衷于被认为是文学特有的那种具体性和特殊性。凡此种种皆显示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化。卡勒回顾了20世纪理论运动关注“文学性”的历史。他指出，20世纪的理论运动旨在借助语言学模式来研究各学科领域中的问题，“文学”以及“文学性”问题之所以能成为理论运动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理论家们相信文学是语言特性充分显现的场所，可以通过理解文学而把握语言，通过探索文学性而把握语言学模式。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换句话说，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理论自身的属性。据此，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认为，像政治、摄影、服饰、建筑、雕塑等等，实际上都是陈述，都是表演。皮特·柯利甘和德里克·塞耶特别指出了“国家”和“陈述”这两个词的关系：

　　国家（States)如果允许使用双关语，那就是陈述(state国家与陈述的英文都是state，译注），法庭的玄奥的仪式、国王对议会法案的批准程序、教育督查的造访，所有这些都是陈述。它们极其仔细详尽地确定社会活动的可接受的形式和形象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身份；它们规范许多20世纪则是非常多社会生活。实际上，在此意义上“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说话。

　　国家为了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就得不断地“说话”(作出陈述），以便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到”比如国家所竖立和保存的纪念碑和各种纪念性雕塑，就是非常重要的国家陈述，这些建筑赋予特定的、精心挑选的群体、机构、人民、地点和事件以意义。在此过程中“国家”(theState)使得纪念碑等成为表意符号，赋予它陈述的功能，而从后现代意义上说，所有“陈述”都是虚构，都是想像，都是文学。

　　与陈述的情况相似，文学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叙事--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叙事已经不再是文学的专利。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叙事无处不在的社会。塞尔托曾经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但是这样一个社会中的“叙事”当然不是什么神圣稀罕的东西，它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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