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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对于经典的“祛魅”形成了洋洋可观的“大话”文艺文化思潮（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所谓“大话文化”。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Q版语文》，大话文艺的风潮几乎横扫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学经典如《红楼梦》（如漫画版《红楼梦》）、《西游记》（除了《大话西游》还有《悟空传》、《沙僧日记》等），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样板戏。《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已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

　　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经典“祛魅”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在大话文艺中，经典不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相反成为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当大话文艺的作者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经典的）消费者。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作家祛魅化写作的原材料，是偷猎和窃取的对象。在“祛魅”的过程中，经典的作家、作品以及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意义与阐释符码，被彻底颠覆。“祛魅”也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竭力护魅：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和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林长治等“大话一代”则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祛魅（冒犯权威）。这种祛魅行为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无不可以自由篡改。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有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与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原先被截然划分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现在它们统统被抽离了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什么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爽”“酷”“MM”“东东”“886”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

　　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可以看作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的表现：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这是比“五四”时期还激进的“祛魅”而且它祛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魅，也包括现代精英文化的魅我们不能不承认：大话一代的这种“祛魅”精神一一怀疑、叛逆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权威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祛魅行为及其所代表的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类似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犬儒主义者想象力非常丰富、聪明绝顶，但是又玩世不恭、从来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他们敢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去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真正的强权与压迫力量。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者是无法形成对权力的建设性对抗。

　　九、众声喧哗背后的无聊

　　“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倾向恰恰与文学的第二次“祛魅”现象同时出现，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强调的是，第一，尽管我对文学“祛魅”现象(以及相关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性的扩散、经典的消费化等等）在学术上给予充分重视，或者说肯定其学科合法性，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它的价值上的肯定。相反，我对于第二次文学的“祛魅”现象一直持有深刻的反思态度。第二，与抽象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理想主义的批判不同的是，我想引入具体的社会政治批判的视角来看待文学“祛魅”现象（以及相关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性的扩散、经典的消费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