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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迪厄通过分析文化生产场的结构来解析纯文学或精英文化的生产。他认为，文化生产是通过两个亚场域的对立结构得到分化的，它们分别是“有限生产的场域”与“大规模生产的场域。有限生产的场域生产通常被视作“高级艺术”的东西，如经典音乐与严肃文学。在这个场域中，竞争的利益是高度象征性的，包括权威、在权威性文化机构中的权威性位置、艺术声望，等等，这是为了生产者的生产(productionforproducers)，其明显的经济利益通常被否认（至少是艺术家本人），其等级化机制建立在与经济利益不同的象征利润（即“超功利的利润”基础上的。布迪厄指出，纯文学艺术是“文化生产场域中最具自主性的部分，在这里，(生产者）瞄准的读者只是另一些生产者，而其实践的经济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的系统倒转上的，如对于商业原则的倒转(反对追逐利润）、对于权力原则的倒转（谴责荣誉与世俗的显赫），乃至于机构化的文化权威的原则的倒转（如缺乏学术训练与圣职可能被视作是一个优点），这就是所谓‘输者赢’的游戏。正是这个有限生产场域的逻辑激励了形式的试验与创新（各种先锋艺术运动）。”布迪厄认为，这个场域的产品的象征权力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机构--包括博物馆、画廊、图书馆、教育系统、文学艺术史、艺术表演中心等等--而得到确认和支持。严格的文学艺术研究必须分析文学艺术场域的自主化的社会历史过程，但是对于艺术作品“自主”价值的迷信常常成为建构此类艺术科学的主要障碍。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对于康德美学的批判深入到了阶级批判的层次。他指出：关于纯粹趣味的美学是以对于不纯粹的趣味（或“可还原为感官快乐的趣味”的拒绝为基础的）。“纯粹的”与“不纯粹的”趣味之间的对立是以有教养的阶级与无教养的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纯粹的”审美表达了精英的声音，维护文学艺术的所谓“纯洁性”同时也是维护精英们自己的利益。文学与宗教脱离之后，文学的“纯”本身上升为神圣的“光环”。对所谓“低级粗俗”的快乐的否定建构了精英文化的神圣领域。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文化的消费总是首先被用来实现将社会差异合法化的功能。

　　应用布迪厄的理论，我认为，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划界也是一种“护魅”行为，划界必须首先为“文学”进行定义，而它的“文学”定义必然建立在对非自主、自律的文学的排除之上，如果说“祛魅”是对于这个边界的消解，那么，护魅就是宣判只有自主自律的文学才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才具有学科合法性。这种“祛魅”和“护魅”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对于“文学”定义的争夺。布迪厄说：。对于作家、艺术家的界定是每个文学艺术场域的斗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换言之，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在文学场域的斗争中，被争夺的最基本的东西正是对于“文学”合法界定权力，即以合法的身份判断什么是文学、谁是艺术家的那种垄断性权力。文学艺术的“祛魅”趋势集中表现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的模糊，文学和商业、审美与功利、距离与参与对立因素的杂交混合，而捍卫文艺学的“边界”实际上是拒绝这样的模糊、混合趋势，维护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

　　以上对于布迪厄的理论的简要介绍，意在表明：赋予文学以神圣性的纯文学观念、超功利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维护文学的边界是在维护一种历史地建构的特殊文学观念，而不是在维护什么普遍的文学的真理。

　　八、经典的消费化、大话文学与文学的“祛魅”

　　文学经典是文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魅）的最集中体现。经典不仅被认为是最好的文学，而且也被奉为文化的法则和典范。正因为这样，分析经典的建构和解构，是分析文学的赋魅和祛魅的最有效方法。

　　祛魅的时代也必然是一个反经典的时代。比如“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典型的“祛魅”运动：祛传统文化之魅，祛儒家之魅，祛孔夫子之魅。当时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就表现为祛（传统文化之）魅和护（传统文化之）魅的斗争。保守主义者竭力维护传统文化经典的权威性，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因为经典是储存传统的仓库。在以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儒家经典的尊奉赋予了经典以神圣的权威性（魅），这种赋魅行为、敬畏态度在接受方式上集中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背诵方式。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是精英文化的基本“护魅”手段，当然也是文化--权力规训的重要方式。与此相应，近现代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就从“离经叛道”开始，也就是对经典的“祛魅”。康有为经过“考证”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的觉醒，居然开始于在中国传统经典上读出了两个字“吃人”这些不都是典型的祛魅行为么！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祛魅”行为（有点类似西方世俗化转型时代的宗教的“祛魅”，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消费时代，经典的“祛魅”就表现为经典的消费化和快餐化。“五四”启蒙知识界对经典的祛魅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强烈的社会文化使命感。这种对于经典的“祛魅”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祛魅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的，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经典祛魅（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的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被制作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出售（甚至有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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