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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亭子间嫂嫂》引入海派文学的研究视野，就是因为它在其中隐含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由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冲撞的开放型的城市，也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欧化的传统，所以海派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消费圈子，而普通市民在海派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而出现。像《亭子间嫂嫂》一类的通俗作品却相反，上海普通市民形象始终占了主要的地位，他们似乎更加本质地制约了上海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阅读趣味。这样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在40年代大紫大红的张爱玲小说里获得了统一。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女作家，但她一开始创作就有意识地摆脱新文学的西化腔，自觉在传统民间文学里寻找自己的发展可能。她早期的小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写女主人公如何在现代物质诱惑下层层褪去纯洁外衣的病态心理，仍然未脱海派小说的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模式，但是她很快就超越了一般海派文学的传统，从艺术气质上把握了市民阶级的心理，开拓出都市民间的新空间。

　　我在另外一些文章里论述过都市民间的性质与意义，在此简要地说，像上海这样一种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张爱玲头一个捡拾起这种破碎的个人家族记忆，写出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这样的海派风格的作品。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串了她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糜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如果说，韩邦庆的嫖客与妓女传奇难免媚俗、郁达夫的流浪文人与女工的故事难免浅薄、茅盾的资本家与交际花的纠葛难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刘呐鸥穆时英的情色男女种种难免过于另类、周天籁的小报记者与私娼的隐私难免通俗文学的局限……这将近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终于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获得了新的升华，海派小说的各种传统也终于在都市民间的空间里综合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因此，当我们今天旧事重提再论海派文学时，就不能不意识到，它依然是在其传统的阴影里生长着。

　　参考文献：

　　[1]郭沬若.创造十年[A].郭沬若.郭沬若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78.

　　[2]鲁迅.上海文学之一瞥[A].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2.

　　[3]郭沬若.女神[A].郭沬若.郭沬若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62.

　　[4]张国安.刘呐鸥小说全编?导言[A].刘呐鸥.刘呐鸥小说全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