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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既是一种接受状态的心理范畴，也是一个运动的、变迁的历史范畴。它“软性”地反映着由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时代精神”。文学的“合格”与“不合格”，“美”与“不美”，其标准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诸因素相关联。普列汉诺夫说过:“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再没有比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了。”文学的“审美”，关键在于它对社会生活的“诗意的裁判”。前苏联学者在界说文学本质的时候，在这两个概念关系的把握上也曾发生过混乱。比如波斯彼洛夫，他一方面将文学作为“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一种“社会意识发展形式”，从而在此基础上才论述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另方面他又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从没有分门别类的混合性的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表述的文学本质观，存在着有时不把文学看作“意识形态”本身，有时又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本身的矛盾。这位前苏联著名学者的见解，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已经发生了距离。
　　那么，倘若既要强调文学的艺术特性，又要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否可以组建“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呢？我认为是不可以的。这种组合，不会产生质变，只会产生混乱。“审美意识形态”在语法上是一个偏正结构，从它的产生过程看，显然它是在强调前者，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后者，即审美的“意识形态”。因为人只有在高度的自觉情况下，“才可能有足够的敏锐去发现所有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也可以这样说，“审美意识形态”是在纠正传统的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去政治化”，主张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时才提出来的。不过，不管它是哪种情况，用它来说明和定义文学，都有过滤掉构成文学本质的其他成分之嫌，且与多样化的文学存在状况不相符合。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用“审美”来统领‘意识形态”，那是对意识形态内涵作了过于空疏宽泛的理角解“意识形态”是不适宜去“审美”的;如果倒过来用“意识形态”来笼罩“审美”，那又犯了以观念和政治挤压艺术的毛病，因为“审美”活动中的观念色彩本是很弱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审美”权当作‘意识形态”的一个成分，但问题是，这样它又丢失了界定文学的其他重要成分，因为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其本质不只是“审美”。有学者讲，“当我们说文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时，其审美因素已经内在地包含其中了”。丹尼尔·贝尔说得更彻底:“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这说明用“审美”规定“意识形态”的不必要性。
　　“审美”和“意识形态”两个概念都非常歧义、含糊、抽象，而且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包容。如果将“审美”与“意识形态”硬搭配在一起，成为一个固定词组，那就如同“两只角的独角兽”或“苹果的水果”（或“水果的苹果”）称谓一样，这种亦此亦彼的判断，难以成为严格的定义方式。所以，把“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当作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系统确有不当之处。
　　目前，推动文论话语审美化转型的意见视意识形态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倾向于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而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意见则以取消或削弱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作为对应否定论者的代价。两者的结论似乎越来越相似。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对“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概念理解的偏差造成的，我认为，要求得“审美”性和“观念”性因素的融合机制，最好的办法是把“意识形态”概念换成“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把“审美”性、“意识形态”性和其他相关特性，都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式”的属性。这样，既可能避开概念之间的龃龉和冲突，又能保持学理上的合理和谨严。\
　　同时，我想指出，把“审美意识形态”当作外国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造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误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未把“审美”和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编织在一起来论述文学本质问题，他们多是在那里论述现代性语境下的美学学说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复杂关系。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把“意识形态”泛化了，但他依然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强调不能否认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阐释文学文本的优越性。他说，这种阐释方法“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一精神分析的或神话批评的、文本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一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再如，特里?伊格尔顿是不赞成文学仅是具有一定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提法。在他看来，审美不是一种客观、纯粹的心理活动。他的理论不是去弥合接受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相反是去揭示文学、文学理论以及美学当中的与权利和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因素。有学者分析《美学意识形态》，认为伊格尔顿是把审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植入身体的中介。准确地说，伊格尔顿并没有把审美当作“中介”，事实上，在他那里审美就是政治。
　　在文学的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文学的“审美性”（或“文学性”）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说，他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特性统一起来的。他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实践’已经包含着对于具体性的审美反应;它的孪生对手是对象和内驱力的商品化抽象以及社会寄生的审美幻象。”
　　马克思深刻的反康德美学也是一种反美学，它摧毁了一切非功利性的沉思。”他还说：如果说冷酷无情的审美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那么，幻觉性的审美主义就是它的颠倒镜像。感性的存在在某一层次上被从基本的需要中剥离出来，必然在另一种程度上被过分地夸大。”显然，伊格尔顿的理论，实际上是在强调审美的非独立性以及审美意识的意识形态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审美性或曰“审美的意识形态”。那种以审美效果遮蔽文本中的现实矛盾实质的做法，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