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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杂合的含义在各学科其实都差不多，指的都是多个具有不同特点的事物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事物。这种新事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还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接下来再看一下翻译理论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尽管总体来说，翻译学者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探讨已触及了杂合问题的许多方面。

　　对这个问题提到最多的是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那些学者。他们注意到了杂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的紧密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语杂合文本对翻译构成了挑战，如有学者就指出，“那些经常被称作‘杂合”或‘混种’的后殖民文本，……对能够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外语’文本这种观念形成了挑战”二是翻译可以产生杂合，而且这杂合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三是杂合的语言文化对翻译实践有影响，如有人就认为，“巴巴有关杂合的详尽论述对第一世界的译者们有强制性的启示”。也就是说，西方霸权文化中的译者应该借鉴杂合颠覆权威的功能，在自己的译文中多保留一些源语文化的成分。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翻译活动本身与杂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在Schffner和Adab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有几位学者提出了杂合文本的概念，并对这种文本的产生、特点、接受和对翻译研究的意义作了探讨。他们认为“杂合文本是由翻译过程所产生的。这种文本显示出一些对于目标文化来说有些‘不正常’‘奇怪’的特点，不过，这些特点并不是“译者能力不足的结果或是翻译腔，而是译者有意识的决定？而且这种文本在翻译实践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翻译都是杂合”。同时他们又指出，这种杂合既可能是译者有意为之而造成的，也可能是译者无法控制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之所以会有故意的杂合，是因为杂合可以“在目标文化的语言和文化系统中引起变化”。他们还提到了翻译活动中原文杂合的问题，但没有作详细的探讨。后来有人就他们的研讨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原文杂合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由于这位学者在翻译实践中总是把杂合的原文，也就是多语文本翻译成单语的文本，清除了原文中“所有的混合之处”，因此他认为“翻译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非杂合化的力量，因为翻译造成了文本非杂合的幻觉”。

　　另外有些学者也提到了杂合文本的问题，但他们所说主要是文本类型的杂合，即“一个文本被转变成另一种文本类型并服务于另一个目的，但至少又不完全失去原先文本类型的一些特点”，如有些议论文的文本也可以作为说明文来用，操作手册有时候也可以用作广告；这种文本的杂合性也就是“文本的多功能性，即文本总是为一个以上的目的服务”。

　　这种类型杂合的文本显然与多数学者所说的杂合文本都不一样，在文学翻译中也不多见。因此，我们还是采用殖民理论和多数翻译学者所论述的杂合文本的概念，将之定义为包含有多种语言文化成分的文本，杂合则是由不同语言文化的成分共存于同一文本中所形成的。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杂合的确存在于文学翻译的各个环节之中。首先是原文的杂合，最明显的就是多语文本；其次是杂合的译文，绝大多数译文中都包含有多种语言文化的成分。我们所要研究的正是这两方面的杂合。

　　三、我们先来考察文学翻译中原文杂合的情况，主要是多语文本的问题。

　　杂合的原文在文学翻译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各国文学中历来都有一些作品包含有一些外国语言的成分。这些成分有的直接以外语形式出现，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大段的法语；有的则经过了主要叙述语言的转写，或者说音译，如一些法语文学中使用的英语成分就被‘法语化”了，即被按照法语的拼写规则拼写了出来。作品中之所以会使用这些语言成分，有时候是出于作品情节发展、作者的语言习惯等客观原因，有时候则是作者故意为之的结果，因为这些成分往往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不过，不管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外语成分都具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具体来说，表现为这么几点。一是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使故事情节更贴近现实；二是帮助刻画人物，标志人物的不同地位或身份；三是营造陌生化的效果，增加读者阅读的困难，迫使读者进行思考，如现代主义文学和一些后殖民文学中的外语成分就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四是反抗殖民权威，消解话语霸权，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后殖民文学的作品中，如博埃默所说的混合了印地语、盂加拉语和英语的后殖民文学作品。另外，多种语言的混杂有时还反映了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反映了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入侵，或是一种语言对其它语言的依赖，有时甚至还反映了人们对某些语言的偏见。

　　这些功能帮助作者实现了创作意图，但却对译者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由于源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对原文中外语成分的熟悉程度不同，译者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大可能在译文中把这些功能传达出来。他或许可以使用译入语中特定的语言成分，大致传达出外语成分标志人物身份的功能,但却很难把其它几种功能也传达出来。而且，要准确传达这些成分的含义同样也不容易。多数译者都不大可能掌握原文中包含的全部语言。更重要的是，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必须决定是翻译成译入语一种语言呢，还是和原文一样，在译文中保留好几种语言？如果保留多种语言的话，又该使用什么样的外语？这些都不是轻易就能回答的问题。

　　但是实践中，还是有许多这样的文本不断地被译者们所翻译，有些译文还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有这几种：一是只翻译主要的叙述语言，外语成分保持不变，如多数西方译者在翻译《战争与和平》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二是把原文中所有的语言成分全部译成译入语一种语言，并且不采取任何补偿措施，使原文多语混杂的特色消失。Berman认为西方大多数译者都是这么翻译的，以“缩减原文中跨语言的张力”三是把原文中的所有语言全部译成译入语，但将外语成分译成译入语中与其功能相似的语体成分。如有人在把主要语言是法语的作品译成英语时，就把原文中的海地克里奥尔语译成了黑人英语四是把原文中不同语言的成分译成译入语一种语言中不同的语体，如乔伊斯在翻译自己的FimegaasMe时，就把主要叙述语言英语译成了标准意大利语，其它语言的成分则译成了意大利语中的习语、方言、古旧语言等成分五是保留外语成分并加注，汉译西方文学的多语文本一般都采取这种方法，如《尤利西斯》的两个汉译本就分别采取了加尾注和脚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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