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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理性精神努力奉行“交往对话主义”，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有价值的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的关系。这里吸取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因素”，并把它作为新理性精神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在此基础上希望改造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那种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在评价历史文化现象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极端情绪化的、不讲学理的、不切实际的消极成分。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要确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

　　要在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提倡走向对话的文化理论、文学理论，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理论，都是在它的特定条件下的文化传统与反传统、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潮的不断撞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理论一旦被引入另一国家的文化进程，人们就必然会给以鉴别，科学地判断它的得失，确定它的价值取向。有鉴别就有真伪的判断，有分析就有偏颇与价值的识别，有取舍就有侧重与扬弃，有创新就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创新，就会有必要的“误差”与偏离。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各自的长处与局限，并要用外来文化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激活自己。对话理论旨在促进现代的理论创新。

　　综上所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的理性精神，这是在以我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

　　我把在新理性精神观照下提出的文学主张，称之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在近20多年中，一些学者主要在介绍西方的文化、文学艺术思想，同时把西方学术思想当成了圭臬；一些学者的观念令人捉摸不定，今天这种观念时髦，就按这种观念著文，明天那种思想风行，就按那种思想立说。一些学者则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经历了新潮文化、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的洗礼以及对它们的思索。他们产生了一种“立足点意识”，开始是不自觉的，继而渐渐走向自觉。这种立足点意识，就是我说的新理性精神。这使他们既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与文论，用西方最新学说来定位我们的文化、文学现象，也反对那些只能在名人导师语录中专事说文解字、数黑论黄的现象。对于传统文化与文论，我们需要否定的只是那些落后的东西、反科学的东西，而现代文化、现代文论传统中的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用成分，则应当给以肯定，而且要把它们看成创造新文化、新文论的出发点，转而融会中外文化、文论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走向求新、求变与创新。脱离传统而创新，往往是没有基点的创新，过不多久，这座创新的大厦就会颓然倒塌。

　　新理性精神作为思想开放的实践理性，只是想在吸取以往的多种思想原则的长处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综合，确立一些原则，给自己一个新的立足点。它自然承认其他的思想观念，多元的文化思想与多元的文学观念。即使新理性精神的文学观，也有同有异、互有特色的。

　　在开头不很自觉到后来比较自觉地寻找、确立“立足点意识”的过程中，我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些后来我不断进行阐释的理论范畴，这就是前文学与文学、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创作是一种“审美反映”说、我所理解的“文学本体论”、与文学发展的形式、文学的更迭与非更迭现象、以创作原则代替创作方法、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强调等。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这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观念的一种形态。

　　其他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也在按照上述思想与方法，进行文学理论的探讨。其中既有与我同辈的学者，也有中年的学者，青年学者。他们思路开阔，学风良好，文学理论的探索，涉及面广，成绩卓著，多有创新。我想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大有希望的。

　　参考文献:

　　1.见拙文：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艺报》1986年3月8曰。

　　2.转引自王治河为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译本所作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3.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载2001年7月25日中华读书报》

　　4.伊哈布·哈桑：后现代的转向》，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79-280页。

　　5.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31、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