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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竹林七贤是魏晋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他们白日纵酒，弹琴长啸，在黑暗的时代中彰显狂放不羁的个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类似于西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特点，是一种基于醉与狂欢的生命体验。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他们迫切需要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真，以醉生梦死表象下的酒神精神反抗封建礼法制度，从而达到自由洒脱的真我境界。

　　关键词：竹林七贤酒神精神封建礼制

　　一

　　酒最初用于祭祀和贵族交谊，产生于夏朝初期，辗转至魏晋时代，逐渐从庙堂普及到士林中，其功能也发生质的转变。这一时期面临朝代更替，战火频繁，时局动荡，礼崩乐坏，老庄学说以玄理的形式再度兴起。士子文人们在此局势下有着比其他人更深切的感受，酒成为情感寄托的载体，扎根于他们的生活中。儒家正统的“酒以成礼”的成规逐渐被抛弃，道家“饮酒则欢乐”的态度越来越为人们所尊崇。竹林七贤是汉魏时期好饮善饮的典型，从他们身上生发出来的酒神精神在这一时期具有重大意义。

　　酒神精神源于西方哲学，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他的祭祀仪式让人们呈现精神上的超越。酒神精神由尼采提出，他认为“酒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1]酒神精神是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重视，是痛苦中的生命本真的体验，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狂欢。在魏晋文化中，酒神精神更接近于老庄“醉者神全”的玄理，也就是从名教中超脱出来，人道合一。老庄学说秉承道法自然的理念，文人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追求自然本真的心境，从而实现痛苦与狂欢的交融，臻于化境。

　　二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酒文化可以追溯到夏朝。然而对于历代文人来说，酒的作用不尽相同，竹林七贤作为饮酒文人，应成为酒神精神的代表，他们既有典型性，又有非典型性。他们所代表的酒神精神，不完全等同于西方酒神精神，也不尽受老庄玄理的影响。

　　竹林七贤皆好饮酒，其中以阮籍、嵇康和刘伶三人最出名。七人品性不同，酒品酒德自然也有所不同，各自的酒品正体现了他们七人待人接物、情感个性的差异。

　　阮籍处于祸乱之中，一生苦闷而无处宣泄，因而借饮酒消除心中郁结，更以饮酒避祸。《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阮籍借饮酒逃避，可见他内心十分痛苦无奈而又无法解脱。从酒神精神的角度说，正是一种痛苦和狂欢的交织，他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狂欢是饮酒带来的心神麻痹。他放荡不羁，因此痛也是深深切切刻骨的痛，醉也是彻彻底底酣畅的醉。

　　相对于阮籍的大悲大饮，嵇康更多的是小酌怡情。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抒发了这样的愿望：“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瑟一曲，志愿毕矣。”足见饮酒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生活雅趣，聊以怡情。然而也不可说饮酒不重要，嵇康平日喜怒不形于色，是睿智的谦谦君子形象，因而他即便饮酒，也只是小饮，不乱形，不放纵。他所体现的酒神精神则是自我的回归，一种享乐，虽不是狂欢，但所有的生命情趣已然从杯盏中渗透出来。

　　刘伶在七贤中以酒著称，堪称酒神。放荡不羁不足以形容刘伶的酒品，刘伶饮酒可谓荒诞至极，颇有些返璞归真的意味。《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3]有人认为刘伶饮酒裸身的习性师承阮籍，但他的酒品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在当时的社会礼法中，刘伶的习性必然为人们所不齿，然而他的身上却真正焕发出原始的生命力，从礼制中跳脱出来，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他被称为酒神，而酒神精神也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的洒脱自如、与世无争，是世俗中的人们几乎无法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