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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建立现代的"群"，为了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产生了的"群'的知识，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了有关"公德"和"公性情"的讨论。由于民族主义话语的规划，20世纪初形成了"国民性"的知识讨论。严复说："使中国必出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不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且也是适应现代世界生存的需要，传统的家族制度和道德礼教已经成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障碍，因此，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首先摧毁传统的家族制度。也就是说，毁灭家族制度，是为了建立新的更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钱默吟的话语正好体现了家族与国家对于个人的争夺与让渡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1789年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民族主义有关民族的现代含义，这就是将民族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尤其是享有主权的人民。汪精卫说："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盖民族的国家，其特质在二：一曰平等，……二曰自由。梁启超认为，人类由部民而进为国民，而部民与国民乃野蛮与文明之分别。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只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为了"新中国建设"，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概念。"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梁启超认识到，国权和民权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国亡而人权亡"另一方面，欲兴国权，则必先兴民权。"故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灭则国权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也因此，在晚清，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和救亡的要求，发生了大规模的面向广大社会下层的启蒙运动，而梁启超在提出"新中国建设"的目标的同时，提出了"新民"的理论。现代个人只能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之中，现代的个人无法脱离现代的社会结构而单独地存在。梁启超说："人者固非可孤立生存于世界也，必有群然后人格始独立。"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国家"的知识讨论转变为"个人"的知识讨论，由"新中国"的历史要求转变为"新民"的历史要求，由"救亡"的历史实践转变为"启蒙'的历史实践。实际上，中国现代的"个人"与"群"、"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同时发现的。也可以说，中国现代的"救亡"与
"启蒙"是同时发生的。现代个人并不是凭空地获得解放；而是相反，现代社会和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完全将个人的生活制度化了，现代解放了个人，然而却同时又把个人供奉于民族主义的祭坛之上。中国现代个人的解放，妇女的解放，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民族主义所启动的。甚至梁启超的"新小说"也正是包含于他的"新中国"的构想之中。正如《黑奴传演义》所说："恐怕民智难开，不知感发爱国的思想，轻举妄动，糊涂一世，可又从哪里强起呢？作报的因发了一个志愿，要想个法子，把大清国的傻百姓，人人唤醒。小说《未来世界》的作者完全不隐晦自己创作的动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目标：'要把那二万万同胞的女子，一个个都变作完全资格的国民。这就是在下做下的这几回小说的本意了。小说《黄绣球》也同样"阐独立自由，以进于合群为归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创造国家的同一性，创造同质化的现代国家。

　　在80年代的知识讨论中，我们经常将国家和个人、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绝对和抽象地对立起来。然而，实际上个人并不必然与国家相对立，个人主义也并不必然与民族主义相对立。从根本上来说，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兴起，个人主义的流行，并不是对晚清民族主义的简单的反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反，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同构的和共谋的。梁启勋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中说："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似相对待而实相乘，盖国家者，实世界之个人也。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实际上个人与国家在对家族的破坏和批判中构成了一种同谋的关系。个人并不是被个人所解放，而是被国家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砸碎家族的枷锁，最终却是为了将个人组织到国家的结构之中去。现代摧毁了传统的个人/家族的关系，从而在个人/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在巴金的《家》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作品中，个人/家族/社会/国家构成了新的话语争夺和现代文学叙述空间。被称为"国父"的现代民族主义者孙中山曾经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借黄毅伯的口说："干涉政策，和爱国心是很有关系的。我中国人向来除了纳钱粮打官司两件事情之外，是和国家没有一点交涉的。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样的不理国家。所以国家兴旺，他也不管；国家危亡，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好，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坏，他也不管。别人都说这是由于没有自由的缘故，我倒有一句奇话，是由于没有干涉的缘故。2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狭义的"救亡"就是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狭义的"启蒙"就是个人的解放和现代个人的确立。实际上，所谓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在晚清，随着民族危机意识的发生，形成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正是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发生了面向广大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而所谓民族主义思想就是播散于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运动的媒介和载体--白话报刊和"新小说"中。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都是一个权力提取和集中的过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过程是一个对于个人不断地加强控制的过程。"到了19世纪，国家对于人民的干涉，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变得变得愈来愈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