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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往往以历史隐喻性塑造性格各异、命途多舛的女性，由女性的苦涩、挣扎及多难境域到心灵及精神性转机，不仅符号性地包蕴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内蕴深沉的理性反思。如《红高粱》中美丽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丰乳肥臀》中顽强坚忍的“母亲”上官鲁氏；《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等。这些形象皆显“身心二元”状态，但如果我们对之进行形而上的理论求解，或以善恶美丑之简单的二元划分进行解读，却非如愿。又如像有的学者简单地给予身体铺设、欲望释放及柔性变异来诠释莫言笔下的女性，似乎也有失公允，起码是缺少历史性、隐喻性及反思性的深层求解意义上的评价。在《蛙》中，莫言创造了“姑姑”，除了仍然沿用这种叙事方式，该形象具有深含的性属隐喻特性及理性辨析的成分：一方面她是论文发表女性，也是政治化人物；既具备女性本有的身份及性属特征，且承载历史与命运的多舛而对女性的磨砺，也不枉忠诚之思想及情操的坚守。另一方面，她非女性，而是历史符码，是命定文化的承载体，是历史与文化意蕴的解码器，她的存在诠释着一段历史，一种信念。对于后者，莫言始终缠绕着历史理性的思考及阐释，而这又是几十年来在人们身体（不仅仅是女性的付出，而更多是凌辱）和心灵上烙印最深的历史记忆。苏珊·鲍尔多有“身心二元”之说：“性属和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女性主义者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经常被性属化，女人扮演身体的角色，被‘它所特有的一切压垮，’波伏娃说，相反，男人的形象则具有‘必然性，像一个纯粹的理念，是万物的源泉，万物的代表，是绝对意志’。”“不论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具体历史内容是什么，身体都是一个负面的说法，假如女人是身体，那么女人的形象也是负面的，而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说不重视知识，诱惑上帝，放纵性欲，暴力或好斗，缺乏意志，甚至死亡。”[1]“姑姑”在莫言的女性序列形象中是转轨性的，其身体二元分离中，身体不是这种“多样”造成的，也非莫言曾多方表现的女性那种无节制的“性属”特征，更多的是被她自身的“理念”所掌控及支配的身体，或者说具有“男人形象”的身体。生命历程及历史性磨砺使“姑姑”的身心，她的精神和灵魂内存重重矛盾，既有历史与文化的双重纠葛，又满含着时代的隐痛，而且在其心灵及精神的最终转轨中，她又有了一种自我救赎及思想的颠覆。她既是英雄，又是罪人，更是一个忏悔者，而且她最终的忏悔也深蕴历史反思性，其中不乏对政策性及人性反思的内容。显然，她的忏悔不是宗教性的，更多的是躯体中流淌着的母性血脉及人性之善的回归，其隐含性还在于，是回溯历史与时代，是一种反思，并通过自身的行动而达心灵和精神归位的女性、母性及人性本真的重建。
　　一女性：符号意蕴及历史磨砺的承载者
　　莫言善于用粗犷的笔触，将女性放入历史的长河，营造一种宏大的气势，因而一扫女性的优柔寡断、胆小柔弱，将男性化的豪气及粗犷赋予了诸多女性；往往借力于历史隐喻，或是在历史隐喻与性属隐喻的交织中，通过对女性人物与历史间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描画，以其明晰的所指勾勒着女性百态，编织着形象序列，同时也诠释着历史与人性。
　　历史是过程，磨砺着人生。历史的恢弘，也创构着百态人性。对生命的个体来说，历史与命运有时似孪生姐妹，时常交织、相伴而构塑人的生命演历过程。《蛙》中的“姑姑”是莫言历史叙事着的一个人生印记，也是其创制恢弘的复杂人性的一隅。“姑姑”的建国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也是她从事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经历。莫言运用书信体的方式不断地转换叙事主体，但却始终未改变“姑姑”这个特定主体的角色地位、身份昭示，尤其是性别所指及功能的不断变换。借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话说是呈现了“性别麻烦”。巴特勒说：“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它最终的整体形式永远地被延宕，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它的真实全貌。”[2]苏珊·格里芬说：“女人和男人的差别，犹如植物和动物。男人与动物相一致，就犹如女人与植物相类同，因为女人的进化，如同植物的情况一样，显得更为平和，并拥有一种‘模糊一致的情感’”。[3]莫言对女性的“性属”特征是极尽挥洒的，在一次对话中，他谈到，“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密友”，但他遗憾没有将她们写好。他说：“我的小说里没有完人，不论男女，都是有缺点的，正因为他们与她们有缺点，才显得可爱。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4]《蛙》中的“姑姑”也是莫言创造的“有缺点”的，又是“麻烦透顶”的“可爱”女性。小说以跌宕的，且最具表现力的故事元素绘制一个特殊的时代，并将其作为特定人物之命定的生命经历及人性挥洒路径，经其生命历程地整体演历而表现出来，使人物与时代，命运与历史，性别与政治，身份与磨砺，坚守与罪过，文化与蜕变有机串接起来。“姑姑”有着黄金般的出身，为她的人生之路铺满了光明，也埋下了为之发光的种子，坚守这番光明成为她一生的不懈追求。那个危险的年代中，她既未成为天使，也未堕为野兽。作为现实中的生命存在，她从肉体到精神曾受尽沉重打击和摧残，而那种曾经的政治斗争对女性的残害更为严重，这在她身上被淋漓地表现着。但这些并未褪尽她曾经由光明而锻铸出的人生经历，所以，当其再受重用之时，她又全身心地坚守着她的双重职业与操守：一是不断完善及践行着政治理想，诠释着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作为，一是以其妇科医生的职业经历及素质而投入到计划生育工作中，由“送子娘娘”变成了“活阎王”。这既是她辉煌人生的写照，也是她模糊人性本真，转换女性的柔性及母爱之性属变异的人生经历。
　　这样的经历中，尽管她未曾亲手进行杀戮，但其所思、所行，甚至被固化的了思想观念却也布满了恐怖，的确使诸多的生命，不仅有为母的，亦有未成型的生命遭受毁灭。这种“非人性”的作为，似乎不应在女性身上发生，但这的确是发生在女性身上。显然，历史及政策、女性及姑姑在这其中都变异了本应有的实然状况，但随着两条历史线路的推演，作为女性的姑姑，和作为老年的姑姑，在新的世纪开始亦在重新寻找及构建着自我。这时她有了自我内心的谴责，有了忏悔，亦在赎罪；她似要寻求历史与精神心灵的反思，而救赎自我；似乎在还原女性、母性及人性本来的面目。
　　吴义勤说：“莫言的《蛙》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5]的确，“姑姑”的命运也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及政治境遇中被规定着，她的光明身份使之坚守着正直人的操守，丰厚了其历史的承载力及命运的逻辑进程，因而使之深含身份隐喻，一方面她的行动及作为蕴含在这种历史与政治境域中，国人之普遍经历，另一方面，则隐去女性本应有的感性与柔美，而去创制着自身由“理念”缠绕的特定符号性传奇人生。小说的重点是着力表现其作为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一生。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基本国策的坚定执行者，“姑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铁面无私。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女人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特定的职业精神伴以政治素养使她面对本应享有的人生幸福时，而未去把持及呵护，却以这种精神的坚持而将幸福剔除于自我身体与心灵之外。如当获知与自己已经谈婚论嫁的飞行员王小倜叛国投敌，甚至因王小倜的海报闹得自杀。“姑姑”依旧血书：“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