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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出自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语，皆出自该作品。她曾对“我”的新婚妻子说：“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那里，我就冲向哪里！”当王仁美因流产不当死在手术台上，“姑姑”却说：“怪我责任心不强，没有及时普查育龄妇女节育环放置情况，怪我没有想到袁腮这坏种掌握了取环技术，怪我没把仁美送到县医院去做手术。”她从未认为是否该做这个手术，始终也未承认自己做错了。
　　“姑姑”的生命历程中，其思想亦并未坚守如一，实际也曾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这种颠覆性不乏内外两重因素。内在因素是其本性之善的回归而使之忏悔和反思，外在因素显然是历史境域发生着的巨变，而其内在原因也始终包蕴在历史逻辑和人生历程的双重演历中。即使受到一定压抑，“姑姑”作为一个女性那天生的细心、善良的品性也未泯灭，随着人生的演进，当思想压力不断增加，便致使她不得不反思过去。晚年的“姑姑”不愿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当为王小梅做流产时，她听到负压瓶的声音便昏倒在地，她此时的内心且矛盾复杂，内心潜在的良知被唤醒，开始认识到人的珍贵和活着的价值，促使她走上忏悔与赎罪之路。退休前，铁面无私的她帮助张拳的二女儿生了第三胎；退休后，她隐瞒了所有的人，让陈眉为蝌蚪代孕了一个孩子。诚然，这并不代表“姑姑”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实际上她的政治信仰并未动摇过，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在自责与忏悔中得到解脱。
　　“姑姑”的反思及忏悔，可以映衬作家对自身的解剖，作家的回忆与反思亦是对自身的评价。任何人的反思实际是回归于常人及本真的人。莫言常谈道，随着年龄增长，他创作中的反思成分会越多，越深沉。莫言说，他是“把所有的人都当人来写”，无论如何表现人的伤痛，人性之优劣，所解剖的实际是作家自身，他要将自己当罪人来写。他说：“每个作家最后面的肯定是自我，所谓一个作家的反思、文学的反思，最终都是要体现在作家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上。如果一个作家能剖析自己灵魂的恶，那么他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眼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4]
　　二母性：本真回归及生命意识的承载
　　莫言创造的女性充满了张力，交织且游刃于身体、命运、性格、精神心灵及历史境域、文化负载的多重叙事中，时常带有粗狂、野性、执着，甚至越界，也不乏“无遮无拦、不受任何道德传统束缚的少女”及“母性十足、不做任何思索、没有任何条件，就将身体奉献给男人的女人”。[6]如果我们抛开简单的道德评判，便可以看到，这些女人们更多的是在历史境域中游历，承忍着已经尝尽了的人生磨难，她们意欲卸载文化重负。莫言并未全然以男权性解构女性，而通过对女性生命的认同及体验，也意欲还原博大的母性，进而追索女性之人性本真。尽管有时坎坷、有诸多艰难磨砺，或者有时表现着非“常态性”，但这或许就是莫言创作中体悟生命意识真义的方式。
　　母性崇拜或为女神，是彰显生命意识的重要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生命生成的原发处。人类远古时代的女神实为表征生命的不断创生。美国学者金芭塔丝在研究女体特征、构型、体面线条波动及相互组合运动状况时谈到：“这种符号组合传达的是动态概念：生长、流动及旋转。在其他象征体系里，女性力量是活跃的，它创造生命。女神体现了新生命的奥秘。”[7]这种对人类生命演化及其生命意识的展露，在莫言小说中会时常被转换为现实的存在。如果略去道德和文化的负载，使世俗性评析暂时歇息，我们会看到莫言所塑造的母亲，乃至女性形象不仅颠覆着男权文化，而且将母性认同及体验作为生命意识最为基本的价值坚守。“姑姑”的母性不是单一的，其母性之爱有其普泛性，尽管没有欲望的狂野，没有身体的给予，更没有自身血脉传承，其情意更多的是播撒给经她的手而出生的孩子们。这其中既有职业的认真及专一，更有作为女性，作为积聚人性之善的母性挥洒。她一生接生了两千多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成为她心灵的印记，似乎这些都是她的孩子。她既是接生这些孩子的医生，也是他们的母亲。她在不同时段及境域，不同磨砺状况中时时会浮现孩子的面孔及身影。小说一开场吃煤的一群孩子便是“姑姑”接生的，新法接生推广开来，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都连缀了“姑姑”的自行车辙。作为计划生育工作者，结扎和流产曾是她的两大项工作，她成为招人痛恨的人物。“姑姑”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将高密东北乡的家家户户联系在一起；她的血脉、情意、车辙及足迹，也与历史的脉络及她的职业素养有机链接着；不仅现实地使其性属隐喻显化，并且在每个出生的孩子那里，也直接复现着母性之爱。
　　我们之所以说“姑姑”的母性带有普泛性，因她自己没有生育，故无法血脉传递母性，但她却能将这种爱意体验释放于被她迎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们。这里一方面表现了她的生命历程的磨砺与艰辛，另一方面也为她能够施以普泛的爱意设置绝好的历史及现实的条件。但对于女人而言，没有生育无疑是人生的一大缺憾，也是家庭的遗憾，对“姑姑”而言，这也是其人生矛盾纠结的一个方面。与王小倜谈婚论嫁却被抛弃，与杨林交往却因一场“文革”闹得不欢而散，最后与郝大手结婚却已七十多岁。小说在这个层面的性属特征及隐喻并非直接认同她的无“性”且无生育而显示的“纯真”，而旨在对造成这种“纯真”的原因及历史境遇的把控，进而构建其母性隐喻。莫言不露声色地叙述，却内存着一种大胆的批判。细致分析，莫言如此叙述有多重因素：首先，他希望自身创作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其次是批评界对其泛“性”与暴力描写的批判而产生影响。“姑姑”作为医生接生两千多孩子，但作为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她也亲手将两千多个未成型的生命无情毁灭。在这个女性身上寻找亲历生育的母性似乎是困难且矛盾，那么，对其母性的解码就只能放在被她所接生的孩子那里。这种设置似进一步表现了她人格的“纯真”和职业操守。
　　娃之于蛙、娲及蝌蚪皆运演着生命的现实及文化境况。娃是人之婴幼时的称谓；娲作为原始意象是对人类之途的历史解读及文化阐释；蛙是与人为伴的生物体；蝌蚪从其形体、形态到游历状态也与生命个体的最原初形态相似，或者小说直接是进行比附。“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故《蛙》中处处见蛙：故事的讲述者笔名为“蝌蚪”，县文联内部刊物名为“蛙鸣”，后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创建了一个以“牛蛙养殖”为幌子的代孕中心。“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的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裸体。这似乎是被姑姑毁灭的成型及未成型的生命体（蛙之于娃）的抗争，是其渴望生存的呐喊。莫言还赋予了蛙多重含义：蛙腹多产，一夜间便可产出成群的蝌蚪，而蛙的原始意象意在生殖崇拜；“蛙”与“娲”同音；“蛙”与“娃”谐音。提到“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孩子，因而蝌蚪说自己的话剧既可以是蛙，是娲，又可以是娃。所以“蛙”不仅显其生物实体，又借指生育、繁衍。更深一层含义是借小狮子（蝌蚪的第二任妻子）之口说出：“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这种超现实的畅想及性属特征亦在诠释着一个崇尚生育的民族伦理与现实境遇间如何合辙，也在隐喻造成“姑姑”形象之矛盾的复杂根源。
　　《蛙》从事着女性性属转换的历史书写：既是“姑姑”的生命史，也是其伴随现实社会演进而展示其性格变化的历史；既是一部英雄史，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书写人性蜕变及善恶转换的历史。“姑姑”最爱听初生儿的哭声，当她把婴儿从孕妇的产道中拖出，一切阶级观念都化为乌有。“姑姑”之所以惧怕青蛙，亦在作为一位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却又对生育与繁衍有所敬畏，职业操守使得她将自身的母性藏匿，但这种畏惧亦隐喻其身为女人而本应有的一种情愫。
　　三人性：抚慰创痛与善恶转换的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