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莫言擅长营造一种粗犷宏大的气势，女性及万物会成为他的叙述主角，并且女性的生长及性格演化、命运波折总与历史，与时代紧密相连。莫言追索着人性这个任何写作都必须操演的主色调，总是将人性放在历史境域中，放在矛盾交织的泥淖中，放在被变异了男性与女性的归属及转换中。作为符号性隐喻，莫言那里的人性始终是在善恶交织转换着，在抚慰女性的伤痛中被显化，并不断深沉且放大，也放长其矛盾交织的历史与逻辑之线。
　　《蛙》挖掘了两重毁灭生命的历史记忆。一是“文革”那个非人性的历史，曾几何时人与人之间的兽性展露，不仅有着思想、心灵、性格、性别的争斗，而且更有着生命躯体的毁灭，其扭曲的人性所造成的危难使人的身心都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姑姑在此曾深受其害。另一个则是基本国策的运演过程中，诸多的、多层次的执行者们的行为越界，造成无数尚未成型的生命的毁灭，以及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剥夺。但在前一重历史中，姑姑受着磨难，而在后一重，她的“大公无私”，她的坚韧的政治素养及职业操守无疑使她成为一个“杀戮”者，即便在追查超生抢生过程中被打被扎她也毫无畏惧，因而被人称作“活阎王”，但她却以此而倍感骄傲，即使是自己的亲侄媳妇因流产而死也毫无悔意。这种女性对女性的摧残不仅让人体会到残忍，而且人性之恶也被淋漓地展示。作为一个隐喻性的时代英雄，作为一个“恶”的承载者，“姑姑”执着地坚守着，她不允许东北乡出现一例超生抢生；她不惜一切追查漏网之鱼，甚至不惜造成耿秀莲、王仁美这样一尸两命的惨剧。她以忘我的精神去服务她的“理性”和事业。
　　莫言借蝌蚪的母亲而言说：“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在这里，女人不生孩子不仅是最大的痛苦，而且也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同时女人如果不生孩子，不仅心就变硬了，而且老得格外快。苏珊·格里芬言：“有人声称，女人最大成就就是做一名伟大男人的母亲。”[3]恰是这种性别归属使女性承载着母性，有了温柔和情意，而其母性的坚守，也使其人性有了至诚和圆满。然而，“姑姑”是女性，却又是一个不完整的女人；她是女人，但又无法释放母性的本真；她是一个人，但也没能将健全的人性铺设她的人生历程。女人天生处于弱势，莫言写出了一个男性作家对女性的独特理解，同时又赋予了这些女性男性化的特点，在她身上少了女性的温柔，多了刚强、坚韧、雷厉风行的男性性格，而这种个性又在工作中得到彻底的贯彻。这个“二元”性隐喻丰厚，特别惧怕象征着生育与繁衍的蛙，或许因她是不健全的女性及母亲，或许是其扭曲人性的惩戒。在经历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的死，她听到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三句话：“万心，你不得好死”；“姑姑，我好冷……”；“姑姑，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其中，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无奈和痛苦，一是令人听之欲哭的谢意。对此，作为现实的生命血脉的承载，“姑姑”由此渐趋认识到了生命的珍贵。四十七岁的“姑姑”追查抢生二胎的王胆，在小狮子、秦河的“努力”下，“姑姑”伸出一只妇产科医生的手，替王胆接生了一个女儿，王胆在回光返照时说出了这句感谢的话。这对“姑姑”无疑是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是她人性中走向善性的转折。
　　作品中的三个“姑姑”的形象，恰好成为其人性转换的写照。其一，“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这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铁面无私，亦是一个二元交织的矛盾体：一方连接其“理念”及职业素养，一方却与人性相悖。其二，“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最爱者，她最爱听初生儿的哭声；手托婴儿、朗声大笑则是其深潜于意识底层的人性之善的浮现。其三，“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这是她晚年的形象，印记她五十年的纠结，她回忆和反思着自己的经历：有时认为自己好人，有时又是个罪人。她：一个善恶之转换的承载者。
　　人性之善在“姑姑”那里回归了。退休的那天晚上，她醉酒遭遇到青蛙袭击，后来被郝大手所救，全身起了一层疱疹，痊愈后自认为脱胎换骨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不是因为她被郝所救想要报恩，而是她想要借郝大手捏娃娃的双手来减轻自己的罪过。两人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泥娃娃，每个泥娃娃都有名有姓，每一个都代表了“姑姑”的一份歉意与忏悔。[8]“姑姑”记住了两千多个孩子的姓氏，记住他们何时何地被自己所毁，他们的父母又是谁，可见“姑姑”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管是人性之善意转换，是母性的回归，还是其他：她在退休前两年接生了张来娣（耿秀莲的二女儿）第三个孩子，此时她不再执着于坚守，而在自我挣扎、自我解脱；她欺瞒了所有的人，为蝌蚪和小狮子取得了一个孩子。莫言设置这些情节似乎体现了他对这一悲剧女性的同情，一个从未生育过的女人自然知道无法成为一个母亲的痛苦，同时，作为自我赎罪方式，而使她内蕴无尽的歉意和补偿。人到晚年往往会回忆、反思，晚年的“姑姑”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整体之人的角度上评判自己的功过是非，她不再害怕承认错误，接受惩罚。她也认识到“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法来赎自己的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这似是一种自我惩戒，以达愿望的自我满足，个中的原因似她真正认识到人的珍贵及生存的意义。
　　莫言说：“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当然，写敏感问题需要勇气，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良心。”[9]莫言通过人性与时代的纠结以及对母性的认同，让人们略去简单的善恶道德评价，而触及灵魂最深处的痛楚，在痛过之后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