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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丁帆在中国百年新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启蒙文学史观进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与这个学科密切相关的、结构性的思维元素，“断代”即是其中之一。与断代相关的“节点”“语境”“转型”等概念，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语素。“断代”，这个历史描述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指治史者对历史客体在一定历史观念下的区分。考察一位当代文学史家的史识，可以通过分析他的断代观念来完成。
　　在晦暗的文学史面前，充当启蒙者的文学史家要行使个体主动权，他面对体现出时间特性的历史客体，要进行重新分区和整理，以确定文学史描述的对象和单位。一切当代史的断代都会对治史者形成治史品格的考验。中国新文学史的断代更让人觉得棘手，种种因素导致这一问题不能安然作为纯粹的学术课题加以探讨。文学史因政体问题形成了文化分野，对大陆学者而言，治史有制度藩篱，包含一定程度的禁忌。像丁帆这样以启蒙为历史之眼的文学史家，对文学史断代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构成他文学史观的基本要素。与大多学者规避政体和文化分野、将文学史纳入客观编年的做法不同，丁帆对百年新文学断代问题的思考较多。他认为，“文学史的断代不能依据当代人的好恶来随意进行时间的放大和拉伸”，他主张选择朝代更迭和社会转型作为新文学的断代依据。这种选择体现出一种直面的品质。特别是他基于“朝代”的断代意识，对乖张的规避行为提出种种质疑，打开了一个类似于阿伦特所言的“黑色大陆的幻影世界”：一切伪饰都被还原，那种类似于上流社会制造的“罪孽周围”的“高尚气氛”将在这样的文学史行动面前烟消云散。
　　文学史断代思维的重中之重是对历史节点的把握。百年中国新文学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被他一个一个找出来：“辛亥”是一个被人为遮蔽的文学断代言点；1949年作为“十七年”文学的转折点，其史学意义也被阐明；由对“文革”的关注前探到1949年，再反观当下，再闪回到辛亥革命——这种节点意识表现出他对文学史经线的反复寻找，寻找在文学史中起关键作用的“文学风范”的前因后果。这种文学史断代意识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有时体现为割裂和舍弃，如他对两岸乡土小说异质话语的解剖与拆分，但更多时候则体现为文学的整合和归纳。文学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历史整一性在断代的两种策略中凸显出来。
　　这种断代观念对应的历史建筑行为十分清晰：治史者不但对文学演进中审美特征作历时勾连，也对文学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共时区分。丁帆主张在历史描述中打通古今文学隔膜，对“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割裂作了史家的自省。他善于描述文学在转型期的状貌，中国乡土小说于世纪之交的转型，新旧文学的分化，都进入了他文学分析和历史描述的视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渗理论，他对新世纪文学语境和存在本质作了准确的历史分析。在文学史研究中，类似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勘察经常出现，没有清醒的文学史观是无法做到的。丁帆还是较早看到“十七年”文学历史实质的学者，他打通“十七年”与“文革”的历史割裂，破坏了这个一向安全的文学史单元。进而，他用现代文化理论解析“文革文学”的错位，展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紧密的历史关联，为进一步论述文学三个三十年断代创造了理论策动点。丁帆连续对当代文学史的关键点进行审察，形成多元化、多视角的文学史观。断代的共时区分则促成了丁帆文学史观中独特的比照史学，比如，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历史比照为身居文化分野中的汉语文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另外，对文学现实文化语境的分析则进一步形成深刻的历史醒觉，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得以不断重申，思想和审美在历史观念中的存在格局也在不断调整中。
　　一座新文学的历史建筑，从断代方法可以看出它的建筑法则和建筑者的魄力。丁帆比平庸的建筑师们更愿意背着当代文学史结构中“一个重重的问号”前行，并愿意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非学术性代价”。
　　三、浪漫主义情怀与文学史活性
　　丁帆的文学史观充满人性关怀，人性思索的深层意识贯穿他的治史过程。历史主体的觉醒，可贵的自由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这些品质使他能够“正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一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标高”，并把它们作为启蒙史学的原动力。由于丁帆把浪漫主义作为启蒙文学史观的精神支撑，他的文学史描述往往充满人文活性。
　　在丁帆的历史视域中，分布着一些游离于历史时间之外的存在物：永远能获得审美眷顾的那些乡土美学、男性文化视阈无法抵达的一部分女性写作、能带来生命炫丽图景的都市欲望，都一遍遍帮助他在历史权力的较量中保持恒定的美学立场，保持恒定的文学史整体观。因存在审美和人性的多视角，他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对历史本文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历史并不为思想性而削弱文学性。他对乡土小说多元与无序格局的历史描述，正是以人性在都市欲望中的痛感为着眼点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启蒙思想者的立场催生了丁帆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学、乡土文学与自然文学的研究，它们是文化批判与浪漫主义的美学趣味充分融合后产生的文学史景观。丁帆对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女性话语的困惑一直忧心忡忡，在文学与历史中寻觅美的和人性的存在，并因此不惮于思想的裸奔。因此他能够将乡土文学的历史考察拓展到文化形态比照的领域，也能考量现代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研究，可以看到启蒙文学史观对丁帆学术和精神的回馈：他对乡土文学研究的再度介入，对新的论域的拓展，都显示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较高审美能力的文学史家的学术活力。他对人性与生态、人性与文明之间的悖论在文学史中的呈现了如指掌，不断从容回答着怎样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面对历史和审美之类的文学难题。
　　丁帆也许已经意识到，只有保持类似于以赛亚·柏林那样的对专制和艺术的双重敏感，才不至于在历史描述中错过在专制体制下的艺术繁荣，或错失对一种艺术繁荣的可能性的培育。启蒙史观这种梅尼克式的作为前奏的“中庸”的历史主义，在柏林那里又成为关于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历史理性和自由精神中包含的艺术的“必然性”相混合，形成启蒙意识与浪漫主义相反相成的“历史意识”——也许只有这样，文学的历史才真正能成为一场风味悲壮的音乐会。
　　因此，丁帆的文学史往往是既有强壮的思想骨架，也有丰满的艺术血肉的活体。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启蒙视域中乡土浪漫主义的一次美学延伸，作家作品妥帖安居于这个至今依然有生长点的历史有机体；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思想之潮与人性之潮、审美之潮共同奔涌，让这部断代史具有历史理陛与个体激情共生的风格；《中国当代文学新稿》在同期同类编著中的历史活性也十分明显，清醒的洞见和审美的片刻迷醉都能从中觅得。如今，启蒙揭橥与浪漫情怀共同支撑的文学研究还在丁帆的学术生命中延伸：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的专门研究，对乡土文学学术史的整理，对系列中国新文学史观的重新践行，都是值得期待的学术研究进程。
　　思想史观与文学审美史观在丁帆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启蒙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营养，从未偏废，他因此能够看到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能在文学史断代中对乖戾的历史封建保持清醒，在维护文学史生长根基的同时把握纷繁多变的文学现实。民国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也必将在知性与审美对这些研究进程作双重渗透。丁帆对文化制度的不懈质询是以历史的整体观为前提的，民国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研究的影响将在他的新著中不断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乡土文学的衍生研究领域也必将继续承担对历史痼疾的美学撬动，人性史观也保证了中国新文学史中薄弱的人性意识被充分陈述和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