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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一位文学史家要做一个清醒的历史见证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革新者。对于沉陷在“小文学史”中的各种研究误区，丁帆直谏不讳。他探索并洞悉文学史观中的软骨病，拒绝对西方历史策略的简单对接，但他与先进的文学史观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隔阂。这些已经被理论眩惑的青年学者抛弃的启蒙话语，帮助丁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历久弥新的历史标点。他并非是蚕食他人的文学史据地，而是对沉浸在文学的其他历史兴味中的蒙蔽之态和封建力量深感痛心，进行了不断的棒喝与警策。他因此清点出被庸俗历史学埋葬的很多文学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尤其对于民国文学史源点的考证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于那些关于历史主义、甚至新历史主义的散漫常识，他的态度尖锐而直接。启蒙使他从不离开现实理性，但他的启蒙史观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在启蒙史观的急促表达中，丁帆在复杂的历史雾霭中透露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清醒的见证力。当然，任何一名当代治史者，都不可能对整个百年文学进行在场的细描——丁帆需要同行者，在多种文化力量拉锯战式的混乱格局中，一起为蛰伏在不远处的历史主义文学史观补启蒙这一课。虽然他以中国当代启蒙者的满腔诚意向以赛亚·柏林等学者致敬，体会到了浪漫主义的真正用途：一个较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往往满目疮痍，但他们却可能怀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这不影响他看到那些文过饰非的文学史中还有一些留待校正的错讹、必须揭橥的真相。
　　当然，丁帆的启蒙史观在当代庞大的新文学历史构建中也只是探索了一个思想前提。他至少提示人们，如果当代学者对百年文学史见证力有所缺失，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缺少历史理论，或没有占据文学史料，而是因为治史者的历史意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