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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其处女作《嘉莉妹妹》（1900）登上文坛以来，德莱塞就是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家，他几乎从写作的一开始，就把创作目标定位在对当下生活形态的描述上，其大部分小说，似乎都在为形而下的实利追逐者寻求某种合理的生存形态，尤其是对都市男女世俗生活的欲望的持续开掘与表现，一直是他创作的兴奋点与着力点。
　　一、社会转型
　　20世纪初美国处于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过渡。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悄然发生变化，独立时期神圣的革命理想和国内战争时期英雄的启蒙业绩都已被人们忽视，原来为人们所不屑的“物质”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已经全部忘记了清教徒从前对物资享受的疑虑，不论对穷人还是对富人来说，摆阔性的浪费已被确立为领导者的标志……金钱的时代方兴未艾，舞厅里和高级酒店里到处回荡着胜利者得意的叫声。”沃特也指出：“此时美国正从一个传统（神圣）的社会向世俗社会过渡。”
　　转型期商业文化的喧嚣与扩张，完成了它对整个文化格局的重新整合。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全面确立，既颠覆了政治意识形态在整个文化生产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在商业化的语境中，物质、金钱成为民众崇拜的新神，精英乌托邦的魅力逐渐消退，精英文化开始了无奈而悲壮的衰落过程。
　　随着社会与文化的逐步转型，使得一向以“时代代言人”自居的知识分子被挤向边缘，文学也在经济和物质的冲击与挤压下似乎成了一种被遗忘的存在，逐渐失去其话语权利中心的地位，向社会文化的边缘滑行。但这种边缘化境遇对于文学来说并不是悲剧性的，它一方面固然为文学的生存制造了许多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也为文学带来了轻装上阵的自由，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的写作空间，使文学的生存和写作迈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边缘化语境中，德莱塞拥有了美国几代作家梦寐以求的那种放松、自由、也是健康的心态。这种健康的心态最突出的表征是能够以一种宽容、平和、同情、淡泊、超越的心情来观照、表现和理解生活，也无须对现实作出意义的或价值的承诺，而是陶醉于“无人喝彩”的自由自在的写作之中。反映在小说层面上，德莱塞就从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归世俗生活的描摹，将更多目光放在了世俗生活上，表现出对“崇高”的远离和世俗的亲近。克罗齐认为：“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点，批评家们于是不得不把那种种类加以扩充，以至到最后连那扩充的种类还是太窄，由于新的艺术作品出现，不免又有新的笑话，新的推翻和新的扩充跟着来。”生活在那个时代，德莱塞对巨变过程中新的时代语境与生存状况作出了及时体察与适应，将其笔触伸向时代的最敏感的部分，为读者提供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之下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其小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二、世俗化描写
　　综观德莱塞作品，对笔下人物的生活状态的理解都聚焦在“世俗关怀”中，这种关怀主要是对普通人的当下境遇的关怀，对个体生存的物质幸福的关怀，与人文主义者强调的“终极关怀”有所不同，从而更突出了“世俗化”的特征。胡斯曼指出：“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上帝已经成为了最受质疑的一个概念。”在此背景下，贝格尔更注意到了意识领域里的世俗化：物质功利取代禁欲主义，这“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造成了这么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个人，他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对于德莱塞来说，世俗化抒写的冲动直接地来自于经济的崛起和强劲发展推动，经济话语取代政治话语成为社会的主导话语，政治话语操纵社会运行机制、整合一切社会力量的权威地位被瓦解，普通民众的各种世俗性欲望在经历了政治和清教主义道德权威的长期压制之后被激活，在经济语境中获得了合理性的注解。利尔斯指出：“在德莱塞小说的世界中，追求世俗的幸福召唤着每一人。”
　　德莱塞的世俗化描写首先表现在对人物物欲追求的描绘上。《嘉莉妹妹》《欲望三部曲》《天才》等几乎一无例外地表现了人物最世俗化的欲望——物欲与情欲。这种欲望表现与以往传统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在商业社会的价值原则下，欲望的膨胀和满足不再需要任何文明的遮羞布，也不再伴随种种道德的焦虑和微妙的心理过程。费谢尔曾评论说：“德莱塞的作品是一种大众化通俗艺术，不仅没有反驳大众意识形态，而且使读者在一个新的消费品世界中感到习以为常。”在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嘉莉的脑子里就
　　“渴望着获得物质享受”。《欲望三部曲》则是一部是关于暴发户市民进人市场经济的备忘录，在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