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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月牙儿》评价较高的首见于巴金的一篇怀念老舍文章说说：“他虽然含恨死去，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人间，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单单提三个名字就够了：《月牙儿》、《骆驼祥子》、《茶馆》。”[1]八十年代范亦豪先生首推《月牙儿》，认为“它是一部充分反映他创作的重大发展的小说。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特点是老舍注视城市中的底层，全力写出城市贫民的悲惨命运的不可避免性。”[2]
　　近十年来对《月牙儿》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月牙儿》中的女性意识与男权意识的关系研究；二.社会批判的主题与底层苦难的书写；三.《月牙儿》中的诗意情境；四.对“月牙儿”的意象探讨；五.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
　　研究者认为《月牙儿》最大特点在于作家以第一人称的内视角模式来叙述作品：郭文员认为“《月牙儿》中母女俩娼妓的特殊经历，以女性视角的叙述，对千百年来传统的女性浪漫神话进行了颠覆，进而衍生出对整个男性中心主义等级制度的挑衅。”[3]确认这一文本的女性主义倾向，颠覆了男权中心主义。何云贵在确认《月牙儿》女性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文本的深层结构，意在提醒人们注意“现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来自于传统礼教习俗，现实政治统治与阶级压迫，也来自于根深蒂固的性别压迫。”[4]
　　文本在某些地方到体现了主人公的恋父情结或男性崇拜，男权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研究中代表性的有罗惜春的《从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其男权意识》。他认为“老舍小说刻画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传统女性，二是知识女性，三是悍妇。和同期作家相比，老舍的女性意识更具有传统性，他欣赏恪守妇道，聪明贤惠，任劳任怨的古典女性，对现代女性则不感兴趣，对所谓时髦串红的女性更是深恶痛绝。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家老舍浓厚的男权意识和男性本位的思想。”[5]这样的分析避开了老舍作为男性作家因而是男权意识形态写作模式的牵强附会。同时作家在男权姿态上对女性给予同情，更体现出老舍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的观察与体认。在隐形层面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者的姿态。
　　绝大多数研究者追认了《月牙儿》的表层结构，即揭露社会的黑暗，对悲剧性结局的感同身受和对底层市民或妓女形象的同情从议论者的题目中便可见，如《一曲时代女性的悲剧宿命》，《一首充满血泪的抒情诗》《一首凄楚哀切的散义诗》……论述不能跳出现实批判的层面，价值不高，借鉴意义不大。研究者琚静斋将《月牙儿》看成是"情感与美感共存的人生悲歌。”从两个维度的艺术手法探究悲歌的美学生成。[6]有研究者再追问母女二人悲剧性的同时指出人性弱点的一面。而习丽英在分析文本“内聚焦”的同时，指出文本中不仅能感受到主人公的宿命感与性格缺陷，也可隐约的窥测到作家本人的某种欲望传达的生命隐痛。[7]从而将研究引同文艺心理学的批评。我仍然认为老舍是现实感十分强烈的作家。他与施蛰存的现代主义差异明显，对作家创作不宜过分拔高与脱离实际。李玲在确认《月牙儿》苦难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抒发生命悲感主题时母亲形象的影响，分析叙述者“我”的自我封闭的心理特征。在文本细读与人物分析方面有所进展。而汪玲用希望与绝望二元对立的角度来分析《月牙儿》，采用新的视野，追问了老舍对现实态度及对悲剧的深切思考。这两个角度与鲁迅反抗绝望而又认希望为虚妄的角度截然不同。进一步揭示老舍对个人主义奋斗的复杂、暧昧的态度。最终不得不否定其结果的思想观念。
　　有论者认为《月牙儿》与《微神》《阳光》一道成为老舍典型的浪漫抒情体小说。[8]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第一人称的叙事带有着浓烈的感伤抒情性因素，另一方面则由于意境、环境与氛围的营造。因此小说有一定的诗化小说的倾向是不可否认的，但把《月牙儿》称为浪漫抒情体小说则显然没有尊重文本。莫岸洪在文章中认定“《月牙儿》的意境是凄美意境。”通过散文诗的表现手法，如大量运用比喻、象征、暗示等修辞手法以及诗歌的抒情性语言，营造了“月牙儿”以及其他审美意象，着重于情感意绪的表达，使小说呈现诗意的凄美境界。[9]这也是作者力图从在社会上最卑微人的身上发现人格美、心灵美。于低贱处、丑陋处、破损处升华出真善美与崇高。研究者们对诗化角度的分析多从文本给人以忧郁，象征意蕴十足的阅读体验出发。同时也有对善良柔弱女子（美的毁灭）的哀怜之情。因此情感的准确传达使文本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变得清新。一抹忧伤无奈的病态美的光辉取代黑暗的底色。我以为老舍从高贵、自由的人性美出发，在个人抵抗遭到社会现实压力与挫折后，其人性，个人的光辉仍旧。因此诗化的角度与人性、性情的真挚密不可分。体现着《月牙儿》中对个人主义的压抑与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