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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洛维夫人》是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巅峰之作。在1928年出版的《达洛维夫人》序言中，她这样写道：“我要展现灵魂的瞬间……展现生与死，疯癫与正常；我想要最猛烈地批判社会体系并展现它如何运作……”伍尔夫以娴熟的意识流手法富有小说极大的张力，反应了众多令人深思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她的意旨。本文主要从东方道家精神的角度出发，对小说中战争与规诫权力、两性关系及生与死方面进行深刻阐释。
　　一、《达洛维夫人》中的战争与“无为而为”
　　无为是《道德经》中的核心观念，代表着其对自然界的运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无为并非不求有所作为，而是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老子》第四十三章中写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有无，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达洛维夫人》中以规诫权力独裁之“有为”、赛普蒂莫斯的自杀揭示“无为而为”之必要；以帝国主义“积极有为”、肆意发动战争之后果警示了“消极无为”、以和谐柔和之态治世之所益。
　　《达洛维夫人》呈现出的世界是一个自相矛盾又充满紧张的世界。看似平和宁静的早晨，伴着花店中鲜花的芬芳和天空中飞舞表演的飞机，战争的影子依然笼罩人们的精神深处，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脉搏依稀可以碰触。痛失亲友的人生活在自己的梦魇里——福克斯克洛伏特太太半夜的啼哭惊扰了帝国的夜，贝克斯伯罗夫人佯装坚强忙于实业，手里依旧拿着报告儿子牺牲消息的电报。而现世的人们狂欢作乐、投入到派对的漩涡中，患了病一般告诉自己——战争只是噩梦，什么都不曾发生。人们茫然得投入虚幻的美好，却依然难掩存在的虚无和恐惧。真相始终遮掩不住，帝国膨胀的欲望所带来的结果终究是致命的，极权控制他者的祸思最终带来的只有人类精神不可治愈的病痛。看似闲适的克拉丽莎在表面上一片安详之际生出欲死的心念。赛普蒂莫斯，那唯一愿意暴露自己的病痛的“正常人”，却被那些不愿直面自身病患的“疯癫之人”压制与规诫——战争发动者的规诫独裁斩断了他世俗的幸福，霍姆斯医生代表的规诫独裁判定了赛普蒂莫斯的疯癫，他喘息的权利被剥夺，他的生存成为不可能。在这幅现代人“繁荣”、矛盾、而又“卑琐”的生存图景中，伍尔夫呈现出的是一种对战争之“为”的心悸和恐惧，一种战后精神上无所适从的悲悯的生存状况。逆道“为之”，一国扩张之欲望以“天下之至坚”的战争破坏了天地和谐的自态，使人之存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
　　“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37章）。战争是规诫权力急剧膨胀的结果，是统治欲望没有得到理智控制的结果，唯有还其自然发展之径，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正是小说中伍尔夫深层意识之显现。
　　二、《达洛维夫人》中的男女关系与“阴阳”互补
　　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说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两种主宰的力量，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里，是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头脑里，是女性胜过男性”，“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就是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1]106这种两性和谐的男女关系反映于《达洛维夫人》中，并与道家阴阳互补相合的观念相契合。
　　小说中阴阳相合互补的意旨主要反映在克拉丽莎对理查德的和谐关系、赛普蒂莫斯与卢克雷奇娅的隔阂及以上二组关系的对比。像鸟儿一样轻盈而警觉的克拉丽莎在男权世界里充满着不安全感。理查德的陪伴能使她重获确定感和安全感，如书中描述，哪怕他“只是坐在沙发上读报纸”也能使她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正是因为克拉丽莎与丈夫理查德的和谐关系，使她得到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面保证，在生与死的瞬间，她获得了生命的昭启，而非选择成为另一个坠死的赛普蒂莫斯。相反，对赛普蒂莫斯而言，战争粉碎了美好和梦想、撼动了他所有价值观与价值判断体系；身边的妻子却漠视她的痛苦、同他人一起把他划为社会的“他者”与“异己”，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所以，他只有选择坠死，以此挥别失衡的世界，结束“无言”、通向彼岸的自由国度。
　　《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阴阳”二字表示万物两两对立、相反想成的矛盾统一。《达洛维夫人》中的男女两极只有想成于统一中、相守于和谐中，才能谋求现代人的共生共存，在破碎、零散化的世界中寻得意义，如太极图谱一般求得自然运转的和谐之“圆满”。
　　三、《达洛维夫人》中的死亡与道家生死观
　　死亡是伍尔夫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在《达洛维夫人》中，有的人物虽然活着，但其虚渺的存在昭示着他精神的死亡；而有的人死了，但他却给人以生的勇气。这种生与死的辩证法通过道家精神的详解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