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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者对近几年来研究《红楼梦》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首先，《红楼梦》的作者是李鼐，笔名脂砚斋，晚年曾用名于景廉。其次，研究《红楼梦》不仅需要思想解放，更需要树立与贯彻改革开放的理念。比如版本的研究就不能只将眼光盯在国内，《红楼梦》的手抄本及刻本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及收藏，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红楼梦》开头一段文字，是作者的自序。
 
　　关键词：《红楼梦》阶段性小结展望
 
　　“考证”一说，我认为，是所谓的“纸上功夫”，而“考古”则是“两条腿走路”，除了埋首于“故纸堆”中之外，更需要“田野调查”。孤证不为证，但孤证未见得假，“故纸堆”中的“多证”未必是靠谱的，因为这些“多证”，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源头。“出土文物”不仅仅包含那些埋藏于地下久不为人所知的古董古器，等等，我认为也包括民间口口相传的乡俗民情，野史札记，以及“田间地头”与“街头巷尾”。我从决定研究《红楼梦》开始，便将“民间走访”作为此项学术研究的方法之一。“《红楼梦》考古”不仅仅是为了区别“《红楼梦》考证”，其深刻意义也更在于此，即更好地还原事实真相。新说乍出，怀疑及议论当在情理之中，我对研究中即将所遭遇的困难和世态炎凉，是早就有心理准备的。
 
　　读者如果仔细“书缝”，就能够“体会”得到高明的作者定将阅读爱好者所急欲了解的事情与真相，其实早就“放”在了我们眼前。
 
　　我将自研究《红楼梦》以来的成果与心得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一方面自我纠错，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些今后研究的方向、范围等；既是抛砖引玉，更是呼吁国家与社会重视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传及传承，以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祖先与自己的良心。
 
　　一、作者问题
 
　　我之前几篇论文已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与说明。随着研究及“考古”的不断深入，以及自身知识的不断积累与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发现了一些小错漏，但我有关作者问题的观点却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以及证据的不断发现而更加坚实。错漏之处是因为“想当然”便随手写下，于今难以“覆盖”与“抹掉”，很是后悔不迭，并借此机会加以指出与改正。
 
　　《红楼梦》的著作权应该属于李鼐，清康熙朝苏州织造李煦之子，笔名脂砚斋，晚年曾用名于景廉。如何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不仅需要确凿的史料证实，而且需要下苦功夫钻研、科学的探索精神与方法、耐心于自甘孤独寂寞，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推理能力，等等。否则，都将经受不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关于作者问题，几百年来，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我乃一介微之人，何德何能，意欲“独揽朝纲”一统天下？唯有事实真相是“上帝”，我也仅是朝拜者及仰慕者而已。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研究“苏州李家”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都是大有人在的。就我所能够看到的非常有限的公开资料中，迄今为止，仅仅发现台湾的皮述民提出过“苏州李家”中李煦的另一个年长的儿子李鼎是作者的观点。皮述民“推断”出李鼎出生于1697年，而在我所发现的山东昌邑“姜氏族谱”中，赫然写着1697年出生的乃是李鼐，但我却并不是在皮述民的研究之上“进行”下去的，我的研究是“自然生发”的。我在提出李鼐是作者的观点且公开发表论文阐述，下决心投身于《红楼梦》的研究之后，大约在过了一两年时间的2007年年底，借助去北京搜寻访查有关“苏州李家”后代及其家族坟冢之机，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海外“红学”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在国家图书馆的港台书籍阅览室中，才看到了皮述民所著的一两本书，知道了他的观点。如果皮述民提出的是李鼐乃作者的观点，我或许会于2008年的年头，斟酌再三之后，就终止自己研究《红楼梦》的“专业”之路。我认定作者出自“李家”，但之所以很快地就否定了老大李鼎而确信是老二李鼐（当时还没有查访到“姜氏族谱”），一则书开头所言“背父兄教育之恩”一句，二是因为曾经“泛读”杂书时，看到有一篇文章中说李鼎早死。不过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其时我还没有开始专注于专题研究《红楼梦》，因而“放”过了这篇文章及其所刊登的杂志名，更未想到追本溯源。
 
　　从2006年开始，我每年都至少去北京一趟，贯彻我的“田野调查”思想及理念。几年来的收获与发现，证明了我思考方式的正确，并出乎预料之外地不仅与“北京风筝”产生了缘分，更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发现了“老于家”这条线索。我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借鉴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尊重事实，点滴积累，不懈努力，不迷信权威，不屈不挠地进行研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还原历史真相。
 
　　“鼎”、“鼐”二字在小说中，以“忠靖侯史鼎”、“保龄侯史鼐”而现，现今已发现的手抄本及刻本中，有将“忠靖侯”、“保龄侯”的爵位都“给”了“史鼎”的情形，则“鼐”就真真切切地成了“夹缝”，几近湮灭矣。关于作者，其次的证据，便是《李煦奏折》，以及姜氏族谱，外加几十年来都真假难下定论的敦敏《瓶湖懋斋记盛》一文（这又牵涉到《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了，是谓“案中案”）。我根据追索与研判，断定《废艺斋集稿》和《瓶湖懋斋记盛》作假的可能性不大，且《废艺斋集稿》是李鼐除《石头记》之外的另一部未出版著作，因而也将《瓶湖懋斋记盛》中敦敏的有关叙述作为我论证李鼐是作者，而不是曹雪芹的论据之一，更是我认可李鼐晚年曾用名“于景廉”的唯一证据资料。“老于家”在北京城中的存在是事实，人证物证俱有。“于氏风筝”也有传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线索追寻，也是我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假如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则“反证”就在于，敦敏、敦诚兄弟俩，以及现今所知生前与曹雪芹交好的张宜泉等人，为何不在所作的诗词中加注“传奇《红楼梦》的作者乃是曹雪芹。”一句，而只说其人“工诗善画”而已。难道曹雪芹真值得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讳”吗？另外，书中提及“山东青州”，而山东乃李鼐的故乡。事实上，我最开始研究《红楼梦》，就是从“姽婳词”进入所谓“红学”这扇“万劫不复”大门的。书中，宁国公乃“贾演”，而姜氏族谱上，李鼐的曾祖父便是单字一个“演”，“真”是“巧合”。裕瑞在《枣窗闲笔》中，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曹雪芹是作者这一观点的。我看到有文章“信誓旦旦”地否定了裕瑞的《枣窗闲笔》，斥责其为“后人伪托”。“脂批”否认曹雪芹是作者，应该是确凿的，“大家”又非得一口咬定“脂批”是肯定曹氏著作权的，好在“脂批”早就公开影印出来了，“大家”是可以各自判断的。“有人”干脆就把“脂批”整个否定掉了，就认为自己所说的观点是对的，真是可笑。仅以“自执金矛又执戈”来断定作者自书自批，或许有人认为不仅单薄，而且是孤证；那么，“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则就不是明说了吗？还有“脂批”所言：自有取乐之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难道没有吗？李鼐就是曹雪芹的叔叔，“谁”又能否定得了？我踏入“红学”之门的最初缘由，只是为了弄清“脂砚斋”是“谁”这个问题，并没有想很多其他事情，也不是先入为主地冲着否定曹雪芹是作者这个问题去的。自撰自批及作者与脂砚斋是同一人的观点，是在仔细阅读资料并反复思考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且前人也是有过相关“怀疑”及看法的。“大家”不妨把那些相关资料都找来看看，相信也能够得出与我一样的结论。
 
　　关于作者问题，我如今需要指出并改正的地方，就是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曾经主观认为李士桢是于1633年，被孔有德、耿仲明“挟持”去了辽东等，这是我感情用事的一大败笔。我后来与现今的姜氏族人接触交流，据他们说，李士桢是于1642年清兵攻打昌邑城时被俘投降的，并之后改姓李，昌邑县志上都有提及与记载。虽说按照“正统”观念，此乃李士桢的“瑕疵”及“不齿”，但事实却是绝对不能否认与篡改的。我“对比”小说中，作者借助男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说出不主张“武死战，文死谏。”的观点，禁不住“哑然失声”矣。对于“姜氏族谱”，出于研究目的不能不提及，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并未仔细审看原版族谱，而李士桢墓志铭原文我也未见。据我在网上搜索查阅得知，族谱中有与墓志铭中“冲突”的地方不在少数。我自己也有许多很奇怪及迷惑的地方，比如“鼎”、“鼐”两字，异于同辈族兄族弟名字中的“斜土”旁用字，很“另类”，想必其中是定有缘故的。网上说，清代《昌邑姜氏族谱》一共六次刻印，分别为：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六十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九年、宣统元年。当年我去山东昌邑，族谱并未看全，根据“听说”记下第一次与第六次分别刻印族谱的时间，即康熙三十七年与光绪三十四年，我在之前的论文中，使用的也是这个时间点而并未仔细核对族谱，如今看来是疏忽大意及不严谨所致。我后悔当时自己被高兴及激动冲昏了头脑，以致造成莫大的遗憾，希望大家谅解。“曹学”是慢慢成形的，“存在即合理”，全盘否定也不符合科学的精神，而需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我尊重他人的研究与劳动，更没有“一棍子都打死”的意识及动机。我自己也吃了不少所看资料讹误的苦头，比如我当年“兴致勃勃”地前往北京通州，意欲寻找李士桢的坟冢，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说”地址在“北京通州黄瓜园”，去了才知道当地只有“红瓜园”并无“黄瓜园”。我后来在族谱上看到，写的却是“王瓜园”。
 
　　因为我早年对于清宫的选秀制度一无所知，所以，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便是“主观”地认为康熙皇帝的嫔妃王氏，是康熙南巡时，被时任苏州织造李煦“敬献”给康熙皇帝从而进入皇宫的。如今，我也为自己的这个“想当然”而深感羞愧，更时常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及无知而自责。在研究《红楼梦》一段时间之后，我之所以提出看懂《红楼梦》必须至少过三道关，亦即语言、历史与自身阅历等，乃是深有切身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