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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辜氏著名的“辫子”。辜鸿铭的辫子，永远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辜鸿铭的头发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周作人《北大感旧录》）。

　　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辜氏对西方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了解很深，因此他很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西方民主理想，他认为：“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因而表现出在具体言行上的特立独行。而辫子情结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恋母情结”。辜鸿铭时代的人，很多认为辜鸿铭是顽固的保皇派，是坚守保皇阵地的“最后的斗士”。对此，辜氏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白：“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他还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辜鸿铭把辫子视为中国文化之象征，“辫子在，神也在”，他不仅把辫子视为生命，更视之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他是在固守传统文化，坚守中国文明，是以狂放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其说辜鸿铭是顽固的保皇派，不如说辜鸿铭是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的斗士”。因此，曾经同样讥笑过辜氏“辫子”的胡适，在时隔十年之后的聚会时便已理解和包容了辜氏的坚守因而报之一“笑”，在又隔了十三年之后的回忆之时，更是满怀对这位勇于抗争的中国唐吉可德的由衷尊敬了。

　　其实，从胡适先生在本文中所显现出来的包容的精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中国文人身上始终传承的文化人格，孔子主张“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意即不要主观臆断、不要太绝对、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唯我独尊。对其他思想甚至是对立主张的理解和包容，是中华文化和文明汇涓成流蔚为壮观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极力主张西化、反对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胡适，与批判西方文化、执着维护传播传统文化的辜鸿铭两位国学大师之间的英雄相惜和由衷尊重，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见，狂傲不羁的“疯子”辜鸿铭能够得到思想上的对手胡适先生发自内心的由衷敬重，除了其嫉恶如仇、率真随性、直率耿介的真性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辜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酷爱及对中国悠久文明近乎偏执的坚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守护心理，使得人与人之间性格、为人甚至思想上的冲突都可以被超越、被包容。因为这样的坚守，对于一种文化及其文人而言，是最为可贵和可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