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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既是符号，也是内容，城市的命名和人的自我命名是身居城市中人们飞蛾扑火的动因，也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身处其中，无人能幸免。

　　四年前我移居深圳，从此本埠传媒称我为深圳作家，之前我以为这与居住地有关，即他们把我当作生活在深圳的一名作家，但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意思是，“我”是隶属于深圳这座城市的作家。我是深圳的户籍居住者，也是作家，这不假，但城市与作家在属性上是如何划上等号的，其中的蹊跷至今我没弄明白。我想知道，同为户籍人口的李兰妮、杨争光、徐敬亚、王小妮、彭名燕，他们长期生活在广州、西安、海口和新加坡，他们算不算深圳作家？那些没有户籍而长期生活在深圳的写作者们，他们算不算深圳作家？

　　两年前发生了另一件同类型的事，它引起了我的注意。两年前我主编了一套本埠小说家的短小说丛书，在决定入选的文本和小说家名单时，我曾一度陷入困惑，该怎么来界定小说家与城市的关系？在入选的八位小说家中，我选择了盛可以、王十月和谢宏，前两位曾经在深圳生活和写作，入选这套丛书时户籍均不在深圳，而后者刚刚办理了去新西兰留学的读书签证。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小说家的入选，成为这套丛书出版后最具争议的话题，甚至成了一些未能入选的作家们的心头之痛，原因是前两位的非深户身份，后者的文本“资历”。本来我的备选名单中还有薛忆沩，因为没有联系上，很遗憾放弃了，他也是非深户。我甚至还有一个企图，想在编完当下的小说家作品后，把视野往前挪一挪，编一套这座城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丛书，我注意到，社会或民间不约而同地把那个时期称作深圳城市建设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指的不是那个时候狂热的淘金热潮，而是一种启蒙时代人们内心饱满的人文气息和有着浪漫主义气质的行动力，那个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学界中活跃着一批年轻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比如刘西鸿、徐敬亚、王小妮、谭甫成、梁大平、石涛、陈国凯等，他们无疑是这座城市的文学创世纪者，甚至可以说，他们创造了深圳文学迄今为止的高峰，而这些人，目前基本离开了这座城市，与这座城市不再相干了。

　　这是另一个话题。回到当下，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人瞩目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们人或者户籍早已离开了这座城市，梁大平和薛忆沩甚至分别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但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写作启蒙和野心是在这座城市发轫，文学起步和成名作是在这座城市里完成，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今都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写作经验和生命经验。至于谢宏，他是入选丛书的八位小说家中唯一的本土籍小说家。我的选目理由非常简单，在一套以某座城市为地域符号、小说家个人经验出发地以及书写内容的丛书中，我要看到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其中包括本土写作的样本，这一切与户籍身份无关。

　　我真正的好奇，不在于人们对一套文丛撰家入选理由的各自心态，而在另一件事情上——人们怎么认定写作与城市的关系？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杨争光长期生活在故乡，他身体状况不好，多年来潜心创作的新长篇，为什么内容会与并非生活地的户籍所在城市有关？在离开深圳多年以后，盛可以把户籍迁回了深圳，她在广东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体制条件比深圳好，她本人长期客居北京，户籍对她已经不构成生存意义，干吗还要把户籍迁回深圳？薛忆沩在移民加拿大以后话语自由，学业有成，生活得不错，但他却频繁回到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并且不排斥以深圳作家的名义继续观察和讲述这座城市。有着深圳土著作家身份的谢宏去国到了新西兰，在那里他不光读书，不光和新西兰的毛利姑娘跳土著舞，还通过互联网和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文学界密切联系着，看上去心猿意马。双城生活和写作的作家不止以上四位，稍许留心，你会在熟悉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中数出更多。即便对仍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写作者，这个观察也可以延伸一下，观察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南山作家群的知识分子写作、福田作家群的新媒体写作、宝安作家群的外省人写作、罗湖作家群的本土化写作，它们并非整齐划一，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的地域写作现象。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身份认同——归来的和离开的，在场的和希望在场的，都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与这座城市的某种密切联系，以及更为深层的城市写作野心，你不能说地域性对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没有一点约定和约束，也不能说他们因此没有收获巨大的焦虑。

　　我问过自己，写作者与居住地或故事资源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问过之后思绪发散，无法聚焦。如今深圳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远比这座城市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多，作品体量更是大得惊人，但文学价值论早已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更谈不上是人类的某种使命，在一个居住人口基本由移民组成的新型城市里，信息的疲劳接受、筛选和交换、在商品产业和消费链中建立与市场的同构关系，这些内容，已经成为文学存在和延续的主流方式。我阅读过一些深圳籍贯、居住者、户籍写作者的作品，大多是小说和诗歌，也有少量的非虚构、戏剧和新媒体文本。不可否认，我此在的这座城市的文学界人头攒动，作品体量巨大，潜流涌动，这和这座城市的年轻、多元、充满欲望和活力、拷贝和创造的驱动力巨大、躁动和造势特性极强这些城市特质非常相符，但我却看不见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伟大的作品”。这种情况不止深圳一地如此，解构崇高、颠覆既有价值、拒绝经典的后现代主义不是推论，而是现实，整个华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