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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摒弃能力不谈，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倒也未必有哪个小说家和诗人会站出来说，自己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代表愿望和足够的代表能力，说到底，小说家和诗人作为个体是一种局限性的存在，他（她）的写作从根本上是一种指向超越地域的精神活动，论及地域性代表，对此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城市文化设计、规划和管理官员，以及同时陷入地方自大主义和外来和尚是高僧认知怪圈的传媒，他们更希望在言说城市文化的时候，有一张名片便于使用。事实上，即便是这座城市的文化主管部门，他们也不清楚这座城市究竟有没有，有哪些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们写了些什么，这些作品之于这座城市有着什么意义。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内地所有的地方传媒都热衷于游僧经好的文化新闻路子，以至于频频出现某地传媒热衷为外埠学人热烈捧角的同时，该外埠学人正与本埠的同行喝着啤酒笑谈当地传媒的浅薄无知的笑话，这种情况在深圳同样存在。但这么说，却不能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们提供任何慰藉和脱身的帮助，因为同样的，他们没有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关于这座城市，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书写，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直以来，诗人和小说家的主体身份就具有不确定性，这也是文学形态丰富化和多样性的表现之一。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有一个说法，叫“自由的漂浮”，即他们是不附着于任何权力体制和知识体制，同时摆脱掉集团利益和商业操控的这样的一些人。诗人和小说家不是知识分子，但自由身心和自由表达的诉求是一致的，无论是否能够做到，他们注定了要在此在的居留地“居无定所”，成为已有思想和经验之外的“流亡者”。深圳是中国现代化经验的试验场和提供地，它就像当年宣布核时代真正到来时的比基尼岛，宣布了大陆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并且在内地的大城市纷纷高调宣布向国际化进发而又难以摆脱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束缚的同时，快速建构起外向型城市发展的产业模式和路径，它基本上就是中国现代化膨胀式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演变的样板。毫无疑问，这座城市拥有最现实，同时也最具隐喻性的写作题材，这个拥有三百万户籍人口，却有着一千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是中国内地最具欲望的城市、发展规模和速度最不可思议的城市、创新诉求和山寨行为奇妙同构得最为和谐的城市、持续发展愿望和已渐进生成的僵硬体制博弈得最激烈的城市。有一段时间，它极像二百年前太平洋西岸的旧金山，后者是全世界半数怀有美国梦的人们的登陆之地，而深圳则一度是中国内地怀有淘金梦和化羽为蝶梦的青年人的投奔之地。你很难驳斥这样的定义，深圳只有彰显的城市建设历史，没有彰显的文化建设历史，但是，深圳最有可能打破一些传统文化的边界，至少在观念更新的努力践行和城市建设的形态上，那种在内地城市步履蹒跚的情况，在这座城市不但有着改变的可能，而且其历史事实已经写进了城市的发展史。深圳是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商业的、金融的，深圳的一切文化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这一切，以及由此导致的发展，都需要观念更新的支持。发展的诉求和践行必然导致观念的变化，观念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的变化，文化的自由和独立思维的建立首先是道义的，其次是有价值的。三十年来，超过两千多万人变化多端形态新鲜的血泪故事，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人文文化历史的讲述基础，现实远远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类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城市样板和城市叙事。在深圳，你可以找到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学样本，比如“你不可改变我”，“深圳，我多么想把你叫做深渊”，但你别想找到任何一部伟大的代表性作品。在这座眨眼间便建立起来并且在短短三十年内就令人惊诧地不再有土地可待开发的城市里，文学面对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要多——至高无上的城市发展理性、现实主义和方法论的全面胜利、以行动为目的的成功学和意志力、整个城市乃至城市公民要求的全新道德规范，让文学面对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历史记忆不复存在，新鲜经验难以积累，个人主义和个体书写的独特潜能在这座城市里弱不禁风，很难有所建树，这就是深圳诗人和作家的当下现状。

　　毋庸置疑，深圳的写作人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极度焦虑和分裂，以及面对素材的全然陌生化方面，没有任何内地城市或乡村的作家和诗人们有过相同的经验和经历。本土即世界，这个被内地写作人当作民族文化立场到处宣扬的话，到了深圳的写作人这里，却因为移民城市杂糅文化必然产生的盲区，具有了极大的讽刺效果。还是盛可以，她把户籍迁回深圳后，却仍然坚持在北京写作。还是薛忆沩，他仍然在书写记忆中的大陆，每次从加拿大回来后，却只去一家民营书店和朋友们聊聊天，再在北环路上跑一次一个人的马拉松。刘西鸿去了法国，徐敬亚和王小妮在海口教书生活，谭甫成去了香港再折返北京，梁大平在澳洲当寓公，石涛回到北京当上了实业家，杨争光回西安去带研究生，李兰妮待在广州写她的抑郁症文本，王十月和盛琼迁居广州从事专业写作，央歌儿做了北漂的剧作家，张黎明回到乡下做了农妇……如果有兴趣，这份名单还可以开出更长。这些深圳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深圳，或者在这座城市的雏形建立起来之后，开始有意识地间离与这座城市的关系，这是深圳文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深圳不是所有深圳作家和诗人的本土，甚至不是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本土，深圳也远没有成为所有深圳作家和诗人认知世界中的精神家园，深圳作家和诗人私底下不得不和自己讨论一个他（她）必须回答的问题，真的有“深圳文学”存在吗？如果有，它是什么？难道素材和内容与深圳有关，就等同于深圳文学？难道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就一定会与以这座城市命名的文学书写发生关联？不过，这些话题你只能和自己讨论，因为和你一样，别的诗人、作家和剧作家也无法回答，至少目前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回答不了。

　　回到题目上，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不是作为深圳作家来问这个问题的，而是作为一名作家和一名读者来问这个问题的。我也不是在问别人，并且索取答案，只是让自己的思路流动起来，不再是闭合状态。写作和阅读都是个人的事情，但环境无疑是重要的，它指证生命的可能性，也激发写作的可能性，正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物种的毁灭，森林退化产生了直立猿的出现，写作亦如此，只有在冲突的环境中，写作才会被全然打开，受到写作者珍爱，从而每一时刻都会生长出新的种子，写作在这种时刻才可能是写作本身，与地域符号无关。

　　谢谢雷蒙德·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