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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内地的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内地的写作者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与生活着的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地域性关系先在地就确定了，没有纠结或没法有纠结，但深圳的写作者有。你问十个深圳的写作者，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当中多数人说不清楚，或自以为清楚，但在自己及自己的写作与这座城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否能够建立关系、在何处建立关系这些问题上，思路混乱；他们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则和移民符号的命名下，而非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这里面有多少茫然和无法言说的窘迫，没有人关注，恐怕写作者自己也没有关注到。身为他者，来到这座大陆市场经济的源头，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时代大陆制造出的第一城，无论生存还是写作，他者的身份始终存在，鲜有改变的例子。在大量新闻、信息、社会热点的覆盖下，写作人作为创作个体被严重遮蔽，身为写作人而无所适从，焦虑不言而喻。你在深圳几乎找不到一个从容不迫的城市书写者，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者。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人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深圳诗人”、“深圳小说家”、“深圳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划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不但没有视野景深，也没有文学想象力所要求的对现实真正的疏离与颠覆，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所提到的那种人，是作为他人生活的旁观者存在的，通过观看他人经历的痛苦，并依赖特写画面压缩其距离，暗示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在上述写作中，写作人自身隐身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不见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写作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这座城市上至政府，下至传媒，会默契而顽固地使用“制造”而非“创造”来阐释文化深度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大潮中，还有多少写作人的生活具有连续性，其书写上能够建立连续性，这个问题恐怕已无须再做证词的追问。深圳的写作人尤其如此，他们几乎全是移民，来自内地或者广东别的地方。深圳的土著居民只有三万，另一千多万常住人口在成年之前全是内地人，成年之后才来到深圳，而在1984年之后，无论实际居住人口的数量，还是户籍数量，深圳的土著客家人都不再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大族群，甚至不再是第二大族群，不但被汉族，而且被广府人和潮汕人取代。在这座城市里，你想找一个土著居民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三万名深圳原住民，相当一批人去了埠外或者境外，因通婚使得族群谱系不再单纯，因疾病或年迈离开人世，相当一批过着足不出户的收租户生活，剩下的，则淹没在一千多万外省人当中。有人在这儿生活了十多年，没能见到过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我有幸，同事中有一个叫麦菲的土著，朋友中还有一位叫梁佛金的土著，他是深圳建市时的第一任青年团官员，这算是奇迹。这座城市的官方语言，或者说约定俗成的语言是普通话，这个你在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内地城市中根本无法见到。北京话仍然顽强地占据着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胡同，与大街上和高档楼盘里的广普、鲁普、豫普博弈着；上海话是正宗上海人的身份象征，连郊区的六大方言都会被上海人小觑，一届届城市执行官的市长书记们从来没有被上海人当作自己人，因为他们不会说上海话；粤语仗着古汉语完美的特性，不但在广府地区是第一大语言，而且成为香港和澳门的官方语言、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连广东省和广州市地方政府都不敢对粤语做出轻易的取舍。深圳却是中国内地普通话使用最顺畅的城市，在这座移民城市里，除了用以杂糅元素和手段构成的普通话，你根本没法找出任何一种方言，让一千多万失去了本土语言“台词区”的城市居民建立起共同的语言沟通平台。2012年，发生在内地的钓鱼岛抗议事件中，深圳的民间抗议事件最为吊诡，因为这座城市不光民族性和民粹性或缺，连事件的地域性特征都是含混和可疑的，以至之后警方在处理被捕的众多当事人时，才会给出“动机不纯”的结论。警方的说辞当然不必确信，但这也是深圳在文化表达上主体暧昧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例证。

　　作为此在城市的居民，除少数几个土著写作者外，深圳的写作人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时间最长不过三十年，大多只有十数年甚至数年历史，他们最初的写作经验并不来自如今生活着的这座城市，这使得他们的身心及写作呈现出严重的困惑、分裂、抗争和逃避。更为尴尬的是，当下生活着的这座城市快速地生长和变化，让写作者们充分体会到言说无门的苦恼。深圳没有既往的城市历史，说到东晋“始置县”的宝安，那得把香港算在内，还得加上东莞、番禺、中山的一部分，那个时候的宝安也不是现代城市。如今，香港早已成为深圳河南岸的“彼土”，在包括文学的文化确认上，香港的文化人对北岸的老故土有着心事纠结的轻蔑和信心不足的漠视，深圳的移民诗人和作家们大都拖着拉杆箱去油尖旺和屯门街淘过内地买不到的禁书，但无论对香港的出版零售业做过多少热情的贡献，他们只不过是过客，总不能隔着深圳河去写香港的故事吧？东莞、番禺和中山如今已是另外的行政区域，无法构成一个有效的写作题材，东莞有一个活在新闻和文化官员报告上的作家村，但大多数作家只是一套分期付款的私有房产的寓公，在东莞写着别处的故事。深圳的写作者没有北、上、广同行那样的文化脉络，自然也无法和六朝古都南京、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写作者那样，享有城市传统文化和变革时代冲突文化这样的故事源。作为现代化新型城市，深圳不但对中国是全新经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新类型；它有快到令人咋舌的城市建立史、大陆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发展思路和规划、大陆市场经济破冰承担者的历史和经验、大陆最好的市民公共资源和最为普及的公民权益意识、大陆最自由的人民币结算业务、能成百亿上千亿提供产值的“中兴”、“华为”，影响人类生活的“腾讯”，以及正在改变人类命运的“华大基因”，但是，对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诗人和作家而言，上述城市发展史是概念的、迅捷的、硬质的、碎片式的，不但没有传统意义上成谱系的民族性、经过历史洞见沉淀的文化背景，而且缺乏成熟的城市文化学理总结，在现代性上，连类型都是单纯和扁平的，除了市场经济功能上的意义、大量以复制著称的现代城市硬件构成、城市文化主张上失衡的努力挣扎、城市化快速进程中注定的文化贫血，写作者还能依赖什么进行书写？事实上，除了现代性写作，深圳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写作，这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流星一闪，但这颗流星是以先锋和现代性写作为彰显，其中并没有本土写作端倪的原因。即便到了今天，我印象里，只有一位名叫廖虹雷的本土作家仍然在固执地书写着老东门和南头古城，他今年刚刚出版了一部《深圳民间俗语》，我很喜欢，买了一本翻了翻，是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印数少得可怜，内容完全构不成现代都市意义上的书写。深圳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们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对旧有经验的难舍难分和对新鲜经验的恐惧茫然，必然出现对个体传统经验的寄生、对现实生活的质疑、游移和拒绝，在这一处境下，全新文学形象的匮乏和全新文学经验的阙如，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这个问题的另一向度，则可以推论出一个恐怕不是每个深圳的写作者都思考过，但始终被许多人遮蔽和回避，同时肯定会令深圳的写作者感到窘迫的事实，即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书写能够在书写的意义上代表这座城市，正如普希金之于彼得堡，乔伊斯之于都柏林，雨果之于巴黎，李白之于宣城，老舍之于北平。深圳所有的诗人、作家和剧作家都在拼命书写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或内心憋着想要书写的欲望，“深圳作家”这个符号，不但带有作家的地域性命名，即“深圳的作家”、“深圳籍作家”或“生活在深圳的作家”，还有“能够代表深圳的作家”，或者干脆是“深圳的代表性作家”这个等级主义的含义，这恐怕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我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用了一个词，“潜流涌动”，据深圳作协的官方说法，并且得到中国当代文学学会负责人的确认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数位官员在不同场合提法的印证，在当下中国，深圳的写作者人数超过内地任何一座城市，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数量亦然。我对这座城市的文学也有自己的观察，在深圳，要找到出版十部作品以上的写作者易如反掌，比找一个深圳土著容易得多，以我孤陋寡闻的阅历，我就能数出十多个。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统计，近三年，频繁在国内一线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深圳诗人和作家不在少数，有时候甚至能在一期刊物上同时看到两三个深圳作家和诗人的名字。但深圳作家和诗人的书写却与自己生活着的这座城市有如两层皮，更多的书写形同于无，若非一批宝安年轻小说家和诗人的大体量群体生活经验的书写努力，以及意识形态话语下主流社会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注，让这座城市有了一次以“打工文学”命名的话语狂欢，这座城市在文学上恐怕连话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