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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郁达夫作品中的感伤体现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郁达夫用感伤的笔调来抨击时代的黑暗与不人道，郁达夫笔下是无奈的，还带有几分的玩世不恭，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广远的社会背景，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贫民窟”和“破庙”，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平凡城市边缘人物，社会的黑暗带来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拓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漂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贫民窟与洋楼，俄国少女的卖唱，“我”的亭子间生存处境，女工陈二妹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朴素的阶级仇恨意识，都道出了那个社会的阴暗，道出了底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是对苦难社会的控诉。作品《薄奠》也对人力车夫的苦楚做了详尽的描述。郁达夫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批零余人的形象，同样作为城市的边缘人，零余人是敏感的、贫困的、孤独的，他们的思想性格独具特色，他们有着满腹的牢骚，却无从诉说，他们内心抑郁、忧愁伤感，他们接受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处世哲学使他们时刻感到苦闷，而“五四”运动的到来唤醒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开始忧国忧民。郁达夫的多部作品中，都有典型的零余人形象，诸如《茑萝行》中的“我”、《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抑或是《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和吴一粟，都是典型的零余人。零余人有着于国于家无望的深刻悲哀与绝望，对于世界他们是完全没有用的，面对混乱的中国，他们同样束手无策，甚至对于家庭，他们也毫无贡献，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面对着残酷的现实，零余人们对时代充满愤恨、哀怨，他们高尚的理想找不到出路，只有通过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进行固执的对抗，最终落下惨败的结局，他们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窘者，其悲剧性亦是必然的。例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不敢对静儿表达爱意，最后静儿嫁给别人，Y君的灵与肉产生极大地冲突，他的希望和思想都遭受毁灭性地打击，终日痛苦，最终孤独的走向灭亡。

 

　　零余人的境况其实是作家当是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着现实社会，作家本身知识者的先觉意识使其无法与周围环境协调以求苟活，不断的失业与贫困，使事业无法开展，妻儿无以抚养甚至自身温饱亦难以维持，刻骨地感到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丧失。然而，薄弱的意志又使他奋起反抗，“只好写些愤世嫉俗、怨天骂地的牢骚”，把这样的悲哀以感伤的形式呈现在作品当中。无论是作者本身，还是作品中主人公，都属于城市边缘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们饱受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的双重压力，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进行着挣扎与抗争，对自己的存在产生焦虑和怀疑，其实只是无力的呻吟，绝望的感伤。

 

　　四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与感伤具有积极的意味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与感伤固然有其不为人称道的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一种颓废伤感的文风，给现代文学艺术所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作品中，郁达夫的颓废具体表现为主人公的性苦闷、性变态，只能借助非正常的“性”来宣泄情绪，寻找一种变态的满足，作家将其当做一个社会问题以文学的形式提出来，说明这并非单独个体的感受，而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是一种时代病。通过描写零余人的性苦闷和性变态，郁达夫将矛头指向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和那些假道学、假才子士大夫们，可以说是对封建势力的无情批判和大胆挑衅与宣战，表达了作家对个性解放和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期待，具有积极的意义。郁达夫作品中的感伤是中国当时社会那些受到传统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熏陶，又在“五四”运动的思潮下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独特的心路历程。作家刻画了一个个被压抑、被摧残得无处安放的灵魂，将这些城市边缘人的不幸、烦恼、悲苦以感伤的形式表现在作品当中，是对当时不人道的黑暗社会制度的有力控诉，展现出作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1]李永东：《颓废的上海租界与现代文学的颓废叙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3]蒋有红：《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感伤颓废情调和反抗意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姜良琴，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