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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白先勇小说所反映出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而其同性恋小说更因为题材的敏感，表现于其中的情感就更加的深沉而复杂。纵览贯穿其写作生涯的一系列同性恋题材小说，可以看出其中白先勇情感的变化轨迹，白先勇用其贯穿始终的悲悯之心和不断深化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为这群边缘人的命运及生存状态进行诉求，这也使得其同性恋小说不仅有了文学意义更有了社会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白先勇;同性恋;情感流变;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3-0-03
 

　　引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作家白先勇率先运用同性恋这一题材写作，将同性恋者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情感搬到了广大读者的面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他又陆续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同类题材作品。作为同性恋者的白先勇来说，他能更好地体会和把握同性恋者的情感世界。通读白先勇的同性恋小说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改变内在源于其个人经历，外在源于对时代、历史流变的反思。故而他的同性恋小说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对现今而言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时代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月梦》、《青春》到《孽子》再到《DannyBoy》、《TeaforTwo》，白先勇用其深厚细腻的文字功底和贯穿始终的悲悯之心，为读者展现出了同性恋者这群边缘人的心路发展历程以及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碰撞后所引发的一场关于“是”与“非”的反思。

　　一、青春易逝的焦虑

　　白先勇早期的同性恋小说有《月梦》、《玉卿嫂》、《青春》和《寂寞的十七岁》，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较多地加入了其自身的童年经历，幻想和想象的成分也比较重，表现出来的情感实质是对青春逝去的哀叹，在对青春解读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对于时间的焦虑感。《月梦》中的吴钟英医生因为多年前的一次同性肉体之爱，就拒绝了一切外界给予的爱。当遇到与静思长相相似、经历相同的少年后，他便不顾一切地拯救其性命，他拯救的不再只是少年而是他自己，是逝去的青春。《玉卿嫂》中的荣哥因为对庆生产生了懵懂的爱，在私心与嫉妒的驱使下向玉卿嫂告发了庆生与金飞燕的恋情，想以此达到拆散他们的目的，可最终却导致玉卿嫂选择以双双死亡的方式结束了这段被青春羁绊的不伦恋。而《青春》中的老画家一心想要调出属于少年身体青春的色彩，但却因始终无法用现实的衰老与心中所追寻的青春抗衡，在声嘶力竭的一句“我——要——抓——住——他”的呼喊中暴毙。这其中不论是吴医生还是老画家或是那迷恋庆生的玉卿嫂都属于自我时间的错位，现实时间与心理时间的交织让他们妄图抓住时间，抓住青春，可结局却让他们步入不归的深渊。这样的悲剧也让白先勇深深感知以艺术的形式来塑造永恒的青春是不可能实现的，妄图抓住青春留住美好，身为现世之人是不可能实现的。

　　白先勇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实质与其童年时代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作为国民党将领之子的他，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不得不多次举家迁移，虽也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但其自身萌发出的与传统教育相背离的性取向让他恐慌、困惑而彷徨。加之童年时代的一场大病被隔离数年，让他的情感变得敏感而细腻，童年的寂寞和被冷落的苦楚更让他对于时间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父亲长年在外征战，处在母亲和姐姐包围圈中长大的他也错失了对于男性身份认同的最佳时机。而《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那种渴望被关注，渴望友情的状况也正是白先勇自身渴望的一种折射。

　　这一时期白先勇对于同性恋的描写并未深入，只是停留在表层，较多地表现出“欲”的成分，描写同性恋者痛苦挣扎的内心及灵魂。视角也比较单一，集中于个人。描写主题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对时间的放逐，情感上更多的是属于一种个人的宣泄以及对于自身同性恋身份的不确定及彷徨。整体的情感趋向较为悲观，透露出一种对边缘人命运的无奈及焦虑。

　　二、悲剧命运的思索与社会制度的批判

　　在母亲逝世后，白先勇独自出国留学，独入异乡的他，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在见识学习了更多开阔而自由的西方理论后，他对自身母体文化产生了疑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感。使其在思想上、情感上一直处于不断斗争的矛盾阶段。一方面他积极接受外来的先进理论，一方面又不能放下沉淀熏陶多年的传统文化，在渴望改变与固守传统之间来回挣扎，再加之他亲眼目睹了美国同性恋圈的黑暗与丑恶后，开始对边缘人的命运进行不断思索，结合自身经历创作了《台北人》和《孽子》。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孤恋花》作为《台北人》中的同性恋题材作品展示出了而立之年的白先勇对于同性恋的情感由单纯的时间焦虑感上升到了对于同性恋者悲剧命运的哀婉与感伤，将批判矛头指向了社会，开始寻求对于边缘人的救赎。朱焰这个年轻时红极一时的小生，却因艺术生涯的死亡而被人们所唾弃，为了寻回自我不惜赔上所有身家力捧姜青，可惜随着姜青的死亡，梦想的转移也再次化为乌有。在梦想、爱情、青春一一破灭之后，朱焰委身到了新公园，却被公园中的野孩子冠以教主的头衔，年轻时是引领风潮的名人，老来却成为这样一个畸形王国的教主，强烈的反差带来的是深深的讽刺感与悲凉感。在当时同性恋盛行的美国，白先勇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充斥在这个圈子中的黑暗肮脏与无奈。较之文本中的新公园现实中的中央公园更显得可怕与邪恶。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污秽之地，必定也藏着无数个像朱焰这样的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就如同白先勇所说是天生的，是一种宿命。他们因社会的唾弃、排挤和自身梦想的破灭选择投生黑暗。这其中的因造就了果，果而后之便进入循环。在此时白先勇思想中受佛教思想影响的部分也渐渐明晰。

　　在白先勇为数较少的女同性恋小说《孤恋花》中因果循环说更加明显。文本中的中年同性恋酒家女“云芳老六”，先后与五宝、娟娟同居。可她俩除了神似外连命运都一样。娟娟在长期的性虐待下步了五宝的后尘，在杀死柯老熊的同时她也彻底疯了。在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男人对女人肆意虐待的环境中，女性因为相同的命运走到一起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性恋情感的诞生也就成为了必然。文本中虽没有对于五宝的直接描写可总在娟娟身上隐现出五宝，仿佛是时空的错位，亦或是命运的轮回，五宝与娟娟之间，娟娟与其疯母亲之间，所有的牵绊都缘于因果循环。而云芳老六亦是陷入此循环中，逝者已矣，生者长痛。对于这样一群女性，白先勇更多的是责难那些推他们步入深渊的猥亵男人，批判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及糟粕。另一方面也道出中国女性反抗意识的薄弱及不彻底性。每每遭受虐待五宝与娟娟都将此归结为命，即便反抗也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在此白先勇对于同性恋的思考从单纯的情欲上升到了社会制度的批判，并对同性恋的生存状态进行抗争，这与他对于边缘人命运的担忧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分不开的。此时白先勇对于同性恋者的情感开始渐渐明晰。

　　而1977年出版的《孽子》成为了白先勇同性恋题材的巅峰之作，是白先勇人道主义思想深化的有力佐证，标志着白先勇由过去的哀婉，感伤进入了冷静反思与批判的阶段。《孽子》从一群被称之为青春鸟的青年同性恋者出发，引发了一场关于“父与子”、“灵与肉”、“正统与边缘”的思考，故而其主题也是多重化的。文本中那一严肃、正直、传统军人形象的父亲，已不单单是父亲的形象，而是代表了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不可侵犯的权威。而阿青等人顺从心意的同性恋行为则成为了传统文化所排挤的异端文化。在这场主流与边缘的碰撞中，父与子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父心中根深蒂固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被逆常理而行的子打破，在惊慌与羞愤中父只有选择逐子出门。步入中年的白先勇抛弃了年轻时内心那股彷徨不安的宣泄，转向了沉静，慈悲的思考，寻求对同性恋者最实际的帮助。他意识到父对子的放逐并不是完全将子抛弃，而是放逐了子同性恋的那一部分。而子不断追寻的，如阿青对于弟弟的思念，吴敏对于坏脾气张先生的包容实质是对亲情及理解的不断追寻。在这样一场放逐与追寻中，白先勇本着一颗悲悯之心，化身为父，以傅老爷的身份引导并救赎这群迷途的青春鸟，他的庇佑让这群青年同性恋者找到了家的温暖和人生的方向。而得到指引的他们又将这份关爱传递给了其他弱者。故而傅老爷的出现也就成为了白先勇人道主义情怀的最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