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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语言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由此却衍生出多重的象征意味。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不止，在命运承受中包含着对生命执着追求的精神，以及儒道释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
　　 关键词：《活着》 象征 民族意识
　　 小说《活着》是20世纪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余华评价这部小说时称：“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这部作品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讲述了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体现了作者对人生中关于生命意义，生存本质真谛的寻求与感悟，揭示了中国文化下的民族意识与生存哲学。
　　 一.平实中的深邃意味
　　 《活着》中余华摒弃了先锋小说典雅诡秘、艰深难懂的语言，以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的语言取而代之，是余华重建日常语言秩序的界碑。作家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文字，让读者去感受、猜测和想象潜藏在“冰山”下的巨大部分。
　　 作品中，作者叙述故事通过简洁的人物对话和细节行动，将人物的内心情感隐藏在文字的意象之下，让读者自己通过文字语言去慢慢体悟人物内心。句式上多用短句，不论人物对话还是其他语言，都很短促，从而通俗易懂。如写有庆死的时候，对抽血、报丧、打医生，见到春生等情节没有大段的描写，而是用简朴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通过简短的对话快节奏地展现一个个尖锐冲突的场景。福贵的语言完全符合农民本色，是一种简单质朴的语言，同时质朴中见真理，如“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比喻的运用又是质朴语言的一大特色，比如“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脖子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小说运用独特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浓郁的民间意味。福贵一家的名字，“福贵、家珍、有庆、凤霞、二喜”，无不寄托着作者对这些人美好的人生希望，然而，除福贵苦难地活着外，其他人无一不悲惨死去，这是反讽性叙述。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歌谣。老年福贵在劳作中以粗哑的嗓音唱着“皇帝叫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这出现于采风者“我”与福贵初次见面时，是福贵所经受的苦难的自我嘲弄。小说中福贵的自我复述简洁明了，充满感情。一个历经世间沧桑的老人回忆苦难的往事，已超然世外，所以复述又是真诚、准确的。这种叙事方式洋溢着作者的悲悯情怀，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被感动。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一切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的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1]《活着》这部作品不着意地追求多重的象征意味，却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多重的意义。
　　 余华的作品善于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寻找世界和人生的奥秘，发现真正支配生活的力量，重复中透出简洁，由此衍生出象征意义。《活着》是一部具有现代寓意特点的小说，具有象征意义。作品的开头，作者写“我”是一个乡下采风的文人，与老年福贵相遇，从而引出老人一生的故事，这被赋予了象征，“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识世界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削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要表达得更加含蓄更加宽阔……”[2]余华从民间视点叙述了福贵经历的各个时代主流，从中表现了普通百姓对待苦难的命运和生存困境的忍耐。福贵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具有宏观的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生活的缩影，福贵生活中突然的，无来由的，接踵而至的死亡和悲剧不是现实，是隐喻，是象征。他的人生体验几乎包括世间所有的苦难和不幸。
　　 《活着》中的某些事物也构成了象征意象。如与福贵相依为伴的牛，那是一头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的老牛。终日劳作的牛，意味着坚韧、忍耐和持久。这头默默的老牛，是福贵精神状态的对应物，不仅是福贵忍受苦难的象征，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象征。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象征着福贵承受无尽的痛苦和不幸的人生之路。小说中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具有象征意义。“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降临。”用黑夜的来到象征从“活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客观规律，大地的召唤是死亡的召唤，是一切生命的归宿，一种自然的回归。
　　 二.民族意识与生存哲学
　　 作家深受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活着》这部作品具有中国的民族文化蕴涵以及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余华曾提到《活着》这部小说，“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3]余华叙述的社会时期是现代中国最极端的生活时空，寄托了作者对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生存命运、生存方式的思考。中国农民具有朴素的根深蒂固的土地之恋，依靠土地才一代代地繁衍生存下来。他们的希望就是安分地自给自足地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生活，然而几千年中国经历了无数的社会动乱，农民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只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地活着。忍耐、顺从的观点思想早已深入骨髓，这使他们成为各种社会战乱的受害者。小说中福贵他们虽然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却始终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摆脱不了苦难的阴影。他们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却不争不抗，忍耐顺从的生活着，这些正是作者对中国农民生存方式的同情和怜悯。
　　 福贵的形象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的体现，闪烁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之光。福贵一生可谓历经生活的艰辛，大约人从出生那一刻起生命就不完全属于自己，活着就是承受更多的苦难。不管怎样，每个人总在为活着而努力。但“人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有人在，“鸡会变成鹅，鹅会变成羊，羊会变成牛”的人生信条，激励着福贵努力地同苦难作斗争，坚强地活着。福贵饱尝了人生的辛酸与痛苦，最后孑然一身时，老年福贵终日在田地里，赶着那头名为“福贵”的老牛，在嗔怪“福贵”犁田偷懒时，嘴里也喊着“家珍”、“有庆”、“凤霞”、“苦根”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都是正在埋头苦干的牛。此时的福贵已超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懂得感激、珍惜，好好地对待生命，好好地享受生活。福贵自信、宽容、坚韧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不止，在命运承受中包含着对生命执着的精神的表现。
　　 《活着》这部小说，是余华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感悟，包含着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是一部形象的生命哲学，是中华民族生存哲学的体现。中国儒家思想注重礼、义、孝、忠、信，小说中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间真情的叙述，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父亲在福贵输光家产后“竟也没打他”，只是安慰他：“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透露着父子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福贵与家珍在艰辛生活中相濡以沫，共同承受贫困、坎坷与不幸。当福贵得知有庆是为在战场上共患难的春生的妻子而抽血过多死亡时，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这是福贵对春生友情的维护与忠诚。这些真情使艰辛的生活中充满了温情，是对人性善的展示，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小说中也寄寓了道家思想。道家讲“清静无为”，凡事顺其自然，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依自然而行，人的生死是一种不可违背的自然的客观规律。“人生如游”，死亡是生命中不可抗逆的正常部分，让人以达观的态度而对人生。福贵对人生、对死亡的乐观豁达的态度，是对道家思想的哲学阐释。老年福贵经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死亡，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并没有跌入悲伤绝望的深渊，而是以超越绝望的平静，超越苦难的达观悠然自然地生活着。佛教宣扬“苦海无边”，让人忍受人生的一切。余华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4]小说中的“忍受”精神显然受佛教的影响，它肯定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去除了佛教中对人生的消极态度。福贵坚韧地忍受生命中的苦难，也享受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参考文献
　　 [1]邢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59.
　　 [2]王征.日常经验的再现——论余华近年来创作走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1）.
　　 [3][4]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