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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我国文学史料发展的一个界限，也是一个里程碑。1949年以后，我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政治上实现了大翻身，文学上也开始独立。从《新时代人民文艺》到《扛起枪并肩战斗》，再到后来《文艺大辩论》，文学史料借助战争的表达，通过革命斗争途径，将文学和政治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思想和文学风格，从此，文学逐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逐渐开始借助于国家权力，并受国家权力的支配，其文学史料意识形态也逐渐与国家形态接轨，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逐渐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然而，当代文学史料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了政策的限制，从文学时代的发轫到文革时代的终止，文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始终没有变化，政策成为文学史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国家文学地位的保障上，其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创新思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文学呈现出了“失语”状态，政治压迫严重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文学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创新空间也失去了国家权力的保障，难以突破从一体化向多样化买进的旋律。

　　三、当代文学史料的未来展望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1949年后三十年与1949年前三十年相比，当代文学史料的发展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9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学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加强当代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放松对文学思想内容的控制，要在制度上给予文学史料一定的保障。”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当代文学已经开始多方面发展，意识形态逐渐脱离单一的小说、文字，而形成了一套具有不同风格体制的文学派别，当代文学史料的现实发展前景很好。

　　然而在制度放松的形势下，文学史料的发展和研究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政治主流话语”，出现了很多依靠暴力团体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被称为“黑文派”，从思想上麻痹群众，毒害百姓，为社会制造消极影响。这种形式存在的同时也引起了众多激进分子的不满，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文革刚结束的一段时间，无论是文学风格，还是诗歌派别、心理影响，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批判，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学的作用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像鲁迅等作家的思想才能真正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随着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意义的加深，史料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开始重视史料的整理，如现代网络作家当年明月著作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对史料整理的现代化表达。文学批判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社会层面上，可以避免“文革”时期文学史料的悲剧。在如今，文学史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去除了旧时消极的文学思想，向新的文学思潮迈进。在文学创作中，由于具有了制度的保障，作者可以有更大更广阔的写作空间，反映现实并抒发情感，新的文学史料正在源源不断地形成，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仅仅长篇小说，年统计就在三千部以上，相比文革时期以及文革之前的多年，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这也促使人们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追求创新，运用新思维新思路进行创作，从观念、方法、思想、思维等角度进行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当代的文学史料研究工作者要从长远角度出发，追求文学史料的可持续发展，为人们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值得高兴的是，文学史料已经逐渐被纳入我国国家的法定教材中，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对学生的文学史料教育可歌可泣，相信在新时期新局面下，我国的当代文学史料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之下更加快速稳定地发展下去，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和审美观念，从文化层面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2]剪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3]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李洁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5]张光年、李辉：《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