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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商伟教授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沿着这一思路，对吴敬梓的思想世界和心路历程作了更深入的追索。过去的研究论著一般认为，吴敬梓在描绘士大夫群体道德堕落的种种情形之后，把希望寄托在恢复和重建“礼仪”上，因此饱含敬意地刻画了虞育德、庄绍光等倡行礼仪的人物，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祭祀泰伯的过程，还叙述了王玉辉女儿殉节、郭孝子寻亲等几个“苦行礼”的故事。最后吴敬梓描写了泰伯祠的荒废等，乃是表明他意识到了在当时社会现实中“礼”的理想的无奈。商伟教授则指出，吴敬梓在严肃庄重地描写祭祀泰伯祠过程时，也冷峻地揭示了它的表演性;在描写虞育德、庄绍光、王玉辉、郭孝子等践行“礼”的行为时，也含蓄而尖锐地指出了他们的行为背后的隐秘的利益考量，要么是获取声誉资本，要么获取实际利益。因为说到底“礼”也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具有二元性质，也就同样会形成言语和行动、言行的外表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反差。这表明，吴敬梓在描写这些作为“礼”的体现的人物和实践的同时，其实就对他们以至“礼”本身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吴敬梓实际上对一切都抱质疑的态度。他不仅质疑种种社会现象和理论体系，也质疑自己;不仅质疑自己曾经醉心追求过的东西，也质疑自己对一些人物和事件曾经表达过的质疑，即对自己的质疑也表示质疑。如他曾描写权勿用因坑蒙拐骗被官府捉拿，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又随口提到那是因同学中人诬告，权勿用已经被释放等。弥漫在《儒林外史》整部小说中的，是一种无边的怀疑，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特定的思想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他极为清醒的思想和心态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具有后来鲁迅作品的某种气质。鲁迅之所以对《儒林外史》情有独钟，或许与此有关。吴敬梓及《儒林外史》没有提出什么十分肯定的建设性意见，其最大贡献就在表达彻底的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没有对未来提供明确答案，但具有巨大的思想张力和启发性，远比中国古代小说中那种常见的封闭、圆满、给出明确解说和答案的作品有价值。当与他同时的颜李学派的门徒们还在探讨实践“礼”的种种操作办法，乾嘉考据学者还在热衷于考证古礼并为种种细枝末节争论不休时，吴敬梓实际上已通过艺术描写深刻表达了他对这一切的怀疑，因此他走在了十八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思考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最前面，达到了当时思想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商著的标题“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所包含的意义，于此得以揭示：《儒林外史》是十八世纪文化转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生动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从把整顿社会的希望投向“礼”、再到对“礼”产生怀疑和失望、进而陷入更深的迷茫和苦闷的心路历程。 

　　在本书的第三、四部分，商伟教授继续探讨了《儒林外史》的这种思想特质与它独特的文本结构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儒林外史》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没有始终连贯的故事，人物像走马灯一样倏来倏去，一系列故事随起随灭。它问世不久，就有评论者指出了这个特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此作了最精要的概括：“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虽也有少数批评者为之辩护，但大多数批评者都认为这是《儒林外史》的一个缺陷。商伟教授指出，《儒林外史》的这种结构特点，固然与该书的写作过程长达二十年、可能时断时续有关，但根本上是由吴敬梓的思想状态决定的。吴敬梓一直在探索和思考，在注意观察各种现象，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的思想状态始终处在观察、质疑、思考、实验、失望、反思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他没有认定哪个人物真正足以承担中心人物的角色，也不能确定哪件事情足以成为中心事件，他就只能一路巡视扫描过去。换言之，是吴敬梓不断质疑的思想状态，是这部小说思想上的开放性，使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开放式的结构。

　　作者还根据这一思路，对《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和判断。《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描写朝廷下诏开“幽榜”，追赠书中所有曾经抵制科举考试和参加科举考试未能录取的人以科举功名，并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这一回究竟是吴敬梓本人所作还是他人“妄增”，牵涉到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水平和价值的评判，因此成为《儒林外史》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历来研究者争论不休。很多学者都力图从文献记载、版本流传方面找到可靠证据，以证明是吴敬梓所作，或不是吴敬梓所作，但所找到的证据和所作的分析，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这一疑案一直悬而未决。商伟教授则另辟蹊径，“从《儒林外史》的写作方式等方面来寻找解释”[1]409。他认为吴敬梓的思想处于流动中，《儒林外史》的写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几乎没有真正肯定什么，也几乎没有真正否定什么，因此他写出这样一个与全书的基本思想倾向颇不一致的结尾也是有可能的。他不仅会怀疑和否定自己曾经相信过的东西，让自己的思想向前走;也可能怀疑和否定自己曾经有过的可贵的怀疑和否定，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自己曾经否定过的东西，从而让自己的思想走回头路。反过来说，这个结尾本身也是吴敬梓无边怀疑、陷入迷茫的思想特征和《儒林外史》开放性写作方式的一种表现。商伟教授对自己的这一解释非常满意[1]423。最近，中国大陆学者郑志良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了吴敬梓好友宁楷的《修洁堂初稿》，此稿成于吴敬梓去世（乾隆十九年，1754）之前，卷二十二收有宁楷所作《<儒林外史>题辞》。该“题辞”概括了宁楷所见的《儒林外史》一书的主要人物和情节，末尾有“玉堂金马，被薛荔而来游;丹诏紫泥，杂椒浆而共锡”的句子，它毫无疑问是指《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朝廷下诏开“幽榜”的内容（见郑志良《宁楷与<儒林外史>），则第五十六回确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郑志良此文，彻底解决了这一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堪称《儒林外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令人敬佩。而商伟教授通过文本分析已先此作出了同样的判断，令人称奇。

　　商伟教授进而指出，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这种思想特征，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也促使《儒林外史》的叙述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中国早期的长短篇小说脱胎于说话艺术，说书人往往以全知全能者的姿态，把握故事的整体和节奏，在叙述的同时对听众和读者进行解说和教导。在这里说书人的立场与故事的思想内涵是统一的，故事的指向非常明确，也很单一，对听众和读者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产生很大的限制作用，具有强烈的封闭自足性。吴敬梓则并不以为自己看清了所有现象，想清楚了所有问题，而是自始至终处于一种迷茫困惑质疑的状态，并对自己的这种思想状态保持清醒。因此他并不对自身的经验和见识过于自信，而是具有深刻的反省内察的自省力。不仅对书中的人物始终保持审视和批判的态度，也将自己的过去以至当下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都置于一段距离之外加以审视，甚至更加苛刻。作者思考越深入，就越是陷入质疑和困惑，就越加谦逊，自己就越退却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边缘位置，就越来越不愿意对故事作出解说，对读者进行教导。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事实得到完整清晰的呈现，而这种呈现蕴含着巨大的解释空间，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于是《儒林外史》就摆脱了对源于说话艺术的话本小说全知全能叙述模式和表达方式的仿拟，实现了文人小说的真正独立，建立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模式。“这样一种反躬自省的习惯为小说的反讽性带来了新的思想深度和更广泛的可能性”，“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人化在十八世纪中叶所达到的新的历史高度”。[1]374，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