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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商伟教授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揭示了这种思想特征与《儒林外史》独特的结构形式和创造性的叙述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认为这些分析属于真正的洞见，为《儒林外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商伟教授的这本新著广泛征引中西各种文学理论，不乏细致的文献考证，细腻精彩的文本解读更是随处可见，然而全书又具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步步推进，如庖丁解牛，批窽导穴，无往不利。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掌握了作品内在的文本逻辑。所谓文本逻辑，具体体现为作品内在的思想逻辑、故事情节逻辑、形式结构逻辑，但它实际上受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作者的创作意图等制约。要把握作品的文本逻辑，就必须一方面细读文本，探寻其中“草蛇灰线”般的脉络，一方面考察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作者的生平思想等，内外两线并进，找到其间的契合处，这个契合处就是文本逻辑所在，也可以说就是作品的根本奥秘所在。找到这个文本逻辑或曰根本奥秘，也是文学研究的最大乐趣所在。商著正是将文本细读与对外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作者生平思想的考察相结合，找到了《儒林外史》的文本逻辑。而从商著我们看到，一旦把握了文本的内在逻辑，就能为文本分析带来多么强大的穿透力。

　　但是，如果说本书还存在某种缺陷的话，问题可能也就出在这里。作者似乎特别钟爱自己找到的这个有效的解释框架，于是竭尽全力把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并尽可能维护它的完整自足性，最终可能带来了某种负面效果，即专注于文本内在逻辑的阐释，过于强调《儒林外史》的否定性逻辑，而相对忽略了吴敬梓在这种否定性过程中可能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的因素，以及作品客观上呈现的某些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因素。 

　　作者以“礼”的二元结构或曰双重特性解释“礼”在十八世纪上半叶遭遇的困境，以及吴敬梓陷入困惑和质疑的原因，固然提纲挈领，洞中肯綮。但“礼”的二元结构或曰双重特性是与生俱来的，推而广之，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何尝不然。那么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礼”的二元结构或曰双重特性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礼”的二元结构或曰双重特性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它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儒林外史》对“礼”的二元结构或曰双重特征的描绘包含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迹象，它又作了哪些新的探索呢？应该说这样的迹象是有的，比如第四十七回叙述方盐商祭祀祖母的气派，大大压过了虞华轩和余氏兄弟祭祀被封为节妇的祖先的仪式。从地方官员、乡绅、读书人到普通村民，都去奉承财大气粗的方盐商，连虞、余两家的亲戚也不参加自家祖先的祭礼，而站在方家祭祀的队列里，这反映了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就是明中叶特别是晚明以来才日显突出的现象。商伟教授认为《儒林外史》的这段描写，表达了吴敬梓“对商人势力崛起的焦虑”[1]138。但吴敬梓是否仅仅是“焦虑”？“礼”不可能一成不变，面对这样的现实，吴敬梓是否在这种描写中寄予了对“礼”的发展走向所作了某种思考，值得进一步探究。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四十二回描写了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女性沈琼枝的形象，第五十五回描写了四个爱好文学艺术但不以此谋求功名利禄、靠自己的手艺维持生计的四个“市井奇人”的形象。研究者一般认为，这表达了吴敬梓对现有士大夫群体彻底失望后，对知识分子人生出路的某种新的思考和探索，虽然还很模糊，但弥足珍贵。商伟教授为了强调吴敬梓因“礼”的二元结构或曰双重特性而陷入困惑和怀疑，相对忽视了这几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对沈琼枝，商伟教授通过引用程廷祚写给吴敬梓的信中对她的质疑，似乎也就将之归入到了吴敬梓质疑的行列中。对《儒林外史》中关于四个“市井奇人”的描写，商伟教授将之解释为吴敬梓的一种“诗意想象”，而不是一种对现实人生道路可能性的探索，这样的分析都稍显简单。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总体思想特征固然是困惑和质疑，但困惑和质疑中是否仍包含了某种希冀和向往呢？他的困惑和质疑与希冀和向往相交织的思想状态，是否有可能比我们想象到的还要复杂呢？

　　参考文献：

　　[1]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