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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五大建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处于紧迫地位无论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应该承认，过去政府和学界主要重视、强调或突出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比较轻视、忽略或淡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元，经济总量雄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目前环境、资源、生态形势非常严峻，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耗损和生态破坏，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使人民生活生平的提高大打折扣、使改革红利分配的光辉黯然失色、使公众对政府的“环境失灵”深恶痛绝“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为了“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现代化建设“五位_体总体布局”和“突出地位”的高度，确立了“加快“、“大力”“全面落实”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这种战略转变既是应对曰益恶化的环境资源生态问题的应急措施，也是对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复位或归位。正如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1997年11月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思想相结合的理性光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阐明科学发展观时也所指出的“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2006年12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能源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强调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是对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当前形势的清醒认识,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与此相适应“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为了“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只有将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建设摆在我国各部门法律体系的紧迫地位，实行法律生态化，才能构建促进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府环境失灵”和“环境法是软法”等“环境法律失灵”的状况，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大方“加快“全面落实”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这既是应对日益恶恶化的环境资源生态问题的应急措施，也是对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的复位或归位。
　　三、从我国法律体系的现状，看法律体系生态化的迫切性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这为我国法律体系的生态化奠定了基础。但是，现行法律体系没有充分考虑或反映生态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广泛性，没有充分估量、吸收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在总体结构上没有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的重要、突出、特殊和紧迫地位，在内容上没有反映‘‘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要求，宪法相关法的生态化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阻力较大，其他部门法的生态化进展缓慢。总之，现行法律体系还不能适应和满足大力、加快、全面落实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的需要。我国法律体系的这种现状，充分说明了法律体系生态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成就，为法律生态化奠定了法规基础
　　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立法实践和相应的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和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监督、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体制建设、法治宣传教育、法学研究等，已经取得辉煌成就，这为我国法律体系的生态化提供了条件。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目前，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_。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中共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