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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源远流长，璀灿夺目，影响深远。其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天人合一”观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的思想内核，从国防的价值取向、指导原则、目标确定、道路途径等多方面对中国国防从价值理念到建设实践施予了深远影响。正如从事美国战略史研究的学者拉塞尔·F·韦格利教授所说：“我们今天所确信和所从事的事情至少既受相对久远的过去形成的思维习惯的支配，也受我们昨天所确信和所从事的那些事情支配。相对久远的过去往往更易于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与新近的过去相比，我们对相对久远的过去了解较差，或者至少回忆起来不那么清晰，然而它在我们思想上已经刻下了较深的习惯的沟纹。”①总的来说。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国防所表现出的理念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尚义战、居安危、重防御。

　　一、求和平求和平是中国国防理念的内在要求。所谓“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②首先，求和平的国防理念是由农业文明本身的内在特点决定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农业民族对战争的厌恶与摒弃态度，“土地是最富于安定性的，农民的生活完全寄托在土地上，所以他们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定的生活”。③首先。要保证农作物按时播种与收获，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环境与秩序的安宁和稳定。而战争则会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④其次，传统农业是以个体小生产方式为主．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满足和维持生产与再生产。战争不仅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而且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人员伤亡。论文指导造成生产萧条与人口凋零。这一矛盾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第三，战争的巨大消耗与中华民族崇尚勤俭、节制财富使用的民族心理与社会要求是相背离的。传统农业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为社会提供有限的衣食与财富。这样，战争的巨额费用不但可能造成百姓衣食不周，而且也会使国家财源枯竭，甚至严重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导致国家衰亡。因此，中华民族在维护农业生产和民族生存的不懈努力中养成了以“耕读传家”为荣．以穷兵黩武为戒的具有鲜明和平主义倾向的优良传统。所谓：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⑤其次，求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内核——“和合”观念，即崇尚道义，追求和平在国防理念上的深刻反映。中国军事思想从来就把崇尚道义和追求和平作为研究军事问题的价值取向。日本历史学家浅野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军事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军事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非战主义为原则，尽量通过外交和谋略活动，求得政治解决。第二个特点是在军事上力争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中国的兵学价值是以政略性和道义性为主要内容的”。

　　中国“兵家的得意之处在于外交和谋略，其着眼点是极力避免诉诸武力，”“他们主要是以用兵的方略和讲究道义而闻名于世的。”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礼义，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于战争，一般持谨慎乃至反对态度。孔子强调：“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⑦《老子》第三十一章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等等。《兵战奇法·好战》称：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戟，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法日：‘国虽大，好战必亡。”’中华民族在慎戒战争的同时，更把“止戈为武”作为思考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武”在古代兵法中是比“兵”、“战”、“争”、“权”、“谋”更高的战争范畴，蕴含着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深层领悟。

　　《司马法》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⑧明确把“安人”、“爱其民”、“止战”作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孙子兵法》中则把“道”作为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这样，“兵凶战危的思想，深人一般国民的心坎，造成一种爱好和平的德性，历数千年而不变”。⑨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⑩“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永远不称霸。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⑩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既是中国现代国防理念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国防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

　　一二、侏谋统缆一这是中国国防理念的核心价值。所谓：“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首先，追求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尚同贵一精神的一贯主张。《诗经·小雅·北山》

　　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禹贡》将诸夏分为九州、五服，“声教讫于四海”，形成了一个华夷五方相配而又统一于“天下”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