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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⑩春秋战国之时，诸子争鸣，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其普遍共识。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⑩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⑩“四海之内若一家”。⑩这种哲学思维反映在政治理想和战略文化上就是致力于建立和保持一个统一的局面。秦始皇时代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局面，儒家的“天下为一”的意识和“华夏亲昵”意识，即统一意识和爱国意识在人民大众之中深深扎根。秦以后两千多年，中国虽几经分裂，迭历战乱，但最终都归于统一。其次，中国传统战略文化鲜明的道德色彩也使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积淀中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求统一还是搞分裂看作判断义与不义、德与非德、道与无道的基本分野。凡是有利于统一的战争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积极评价．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凡是倒行逆施搞分裂，则最终受到人民的唾弃，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

　　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⑩祖国统一高于一切。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正在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努力。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严密防范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决不让各种分裂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分化我国、破坏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力度得逞。”@三、尚义战这是中国国防理念的价值取向。所谓：“兵苟义，攻伐也可，救守也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④中国古代国防理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道义的力量，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表现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强调“义兵”、“义战”，强调以德服人．这与儒家思想所确立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自周秦至明清以来所建构的文化系统．实质上是一种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结构的基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殷代文献中已出现了“德”、“礼”、“孝”等字样。远在西周时期，“敬德”、“保民”即成为统治者的施政大纲。《尚书·尧典》赞扬古代圣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子的“以政为德”、“礼让为国”、“礼为用，和为贵”，孟子的“以德服人”，苟子的“以德兼人者王”，以及《周易大传》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等思想，都是主张王道，注重和平。中华民族对待战争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古代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而是认为战争有“义”和“不义”之分，义战是治理乱世的必要手段，战争可以“禁暴”、“戢兵”、“安民”、“和众”，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戈去杀”，“诛暴安民”，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标异帜，各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不尽相同，但“天下之大道日德”却大体形成共识。从汉代董仲华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仁义道德为主旨的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有机地吸收了道、法诸家以及佛教的思想因素)成为中国主流文化。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反映在战略思维上就是治国言兵以德为本。中国的战略文化始终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首先，在经邦治国的大政方略上，主张德治仁政。中国先贤早就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③国家的安危成败兴衰“在德不在险”，@“在德不在强”，③“在德不在鼎”。⑤其次，在兴师征伐的战略决策上，主张兵以昭德，以义诛不义。中国古文字如“征”与“政”都从“正”，即正义的意思。

　　尽管中国古代的战略家们对战争大都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严格地把“义”与“不义”相区别。例如管子就认为：

　　“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王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墨子也认为“义战日诛，不义日攻”。第三，在战争实施的策略运用上，主张师必有名，把宣扬自身战争的正义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和致胜因素来看待。早在远古时代，统治者进行征伐时，就往往首先发布誓词如《甘誓》、《汤誓》等，历数敌人之无道不义和我之正义性，以“恭行天之罚”相号召。在中国古文中，檄文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受到人们的重视。三国时陈琳起草的为袁绍檄豫州、唐骆宾王起草的为徐敬业讨武璺檄，都是传颂千古的名篇。第四，在战争进程中，强调实行“仁”为核心的军事人道主义。“义兵人敌国之境，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林木，不烧积蓄，不焚室屋，不取六畜。”最后，在战争预测上，认为德不可敌，义战必胜。而且，尚义战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是顺天应人、利民为本。中国古代国防理念历来重视正义性。

　　战争是大战略经常要处理的大问题，也是最能鲜明体现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大问题。

　　《周易》认为“师贞，丈人，吉，无咎”，④说的是为正义出兵打仗，加上有德高望重的人指挥，就无往而不胜。《左传》善于“师直为壮，曲为老”◎的着名论断也是讲军队为正义而战，则理直气壮，反之则理屈气衰。所谓“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圆“顺道而动，天下为响；因民而虑，天下为斗”⑧都反映了正义战争不可拒抗的威力。

　　尚义战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进一步丰富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继承中国传统“义兵”、“义战”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战争观，明确宣告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提出，正是在新时期对尚义战理念继承与发展的具体体现。永远采取自卫性的防御战略，永远不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与强权主义政策，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同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突出的是军事斗争与国防斗争的正义性质。中国坚信，只要军事行动是完全自卫的，就能够得到广泛的理解与支持，收到得道多助的效果，从而在军事上、政治上与道义上都占有主动权。建国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中，始终坚持正义战争，既有效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挑衅与侵犯．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同时又为我国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声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可见，尚义战既是当代国防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更是中国政府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庄严承诺。

　　四、居安危有国则有防，有战则有备。如何对待和平时期的国防战备问题，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决策水平，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安危的关注与警醒。凸显了一个民族的智慧与自省。居安危，就是中国国防理念汲取传统文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思想精髓的体现。所谓：“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是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备边足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国家大计所重者，莫过于武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居安思危思想。《司马法》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孙膑兵法》认为：“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强调国家在和平安定的条件下，要时刻想到可能发生的战争，要“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决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那种盲目地认为“无敌国外患”，天下太平了，就可“息兵偃武”，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思想，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