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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外文系的学生而言，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一般具有三大功能：语言学习的功能，文化了解的功能以及个人发展的功能。[23]首先，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其用词，句法，语篇的输入是学习语言的有效手段。其次，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多元的社会文化，隐含着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所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能使学生更为深刻地了解文化的内涵。最后，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对学生的品德和性情的熏陶起一定的作用。作为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弟子吴宓，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提高他们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在《文学与人生》中他归纳出文学的十大功能：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24]
　　作为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英文系文学课程不同之处在于它开设了希伯来诗意的文学、希伯来先知的文学以及圣经文学，强调基督教在英文文学中的作用。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25]在西方各国的文学中，许多作品都与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Milton）的《失乐园》、拜伦（GeorgeGordonByron）的《该隐》等作品直接取材于《圣经》。德国作家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的《浮士德》、霍普特曼（GerhartJohannRobertHauptmann）的《沉钟》等作品也涉及到基督教中的要素。因此，基督教文学系列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理解。
　　以现在外语界盛行的观点来看，燕京大学英文系是一种“纯文学”的英语教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上多样化的需求。但是，百年树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产生仅仅能满足社会当前需求的速食型人才。社会的需求往往10年或20年一变，而唯有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做到不断的迅速的应变和再学习，从而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面前，始终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因此，从整体而言，重视广泛基础与文学教育为核心的燕京大学英文系，看似收效缓慢的教育，实则却是大智若愚之举。
　　四、雄厚的师资力量
　　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为学校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人才提供了必要条件。1936年燕京大学英文系教师一律为外籍教员，共有14位教师，其中教授5位、副教授2位、讲师5位以及2位助教，大多毕业国外的知名大学。如毕业于哈佛大学（HavardUniversity）的步多马、舒思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Vniversity）的米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Vniversity）吴路义、柯安喜女士等等。其后也有一些中国籍学者包括吴宓、赵萝蕤、俞大絪、巫宁坤等教授。
　　系主任谢迪克出生在伦敦，生活在加拿大、美国与中国。他不仅精通西方文化，还深谙中国文化，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他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任教英国文化史以及英文文学评论等课程，他深厚的文学底蕴加深了学生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趣。作为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他还翻译了英译本《老残游记》，其译文忠实于原著，并对其中一些典故做了注释，他的译本深受西方人的喜爱。[26]谢迪克上课生动，知识渊博，对英国文学如数家珍，很多学生认为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步多马擅长于戏剧研究，从1919年开始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他提倡在戏剧教学过程中采取表演的方式，亲历戏剧中的场景。戏剧的表演不仅要求学生熟记台词，还要求学生装扮成戏剧中所描写角色的外表形象，熟练地运用不同表情与语调表达不同语境中角色的悲喜。在他亲自的指导下，当时就读于英文系的赵萝蕤在朗润园的草坪上用英语演出过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的名剧《皆大欢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赢得了学生和教授们的交口称赞。[13]177包贵思上课声音清脆悦耳，主要教授18世纪和20世纪诗歌、小说、是研究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的专家。
　　这些良师激发学生的文学兴趣并使该校英文系文学传统得以延续，赵萝蕤就是典型的例子。赵萝蕤出生于教授家庭，她的父亲赵紫宸曾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职。在她父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16岁时，她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于周作人、谢冰心、郭绍虞等著名学者。第二年，她在美国教师包贵思的劝说下，转读英文文学系。[27]在读书期间，深受步多马、包贵思、桑美德等教师的影响，广涉英美文学，为其今后学术研究生涯奠基了基础。1935年，她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生院。两年后，受诗人戴望舒之托，她把美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晦涩难懂的TheWasteLand翻译成中文《荒原》。1946年，她在美国遇到了艾略特，他对赵萝蕤的翻译表示感谢。清华毕业后，她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克莱恩（RonaldSalmonCrane），以詹姆斯（HenryJames）长篇小说为博士论文选题。詹姆斯出生于美国知识分子家庭，长期居住在英国，他的小说用词典雅，语言结构复杂，善于人物的心理分析。当时的美国文学界认为他的创作“晦涩”，主要的读者群体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小说并不畅销，也鲜有学者专门研究其作品。赵萝蕤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詹姆斯的作品，可见其英文功底之深。1949年，赵萝蕤回母校英文系任教。1950年到1952年，她任系主任。由于解放后美籍教师纷纷回国造成师资不足，赵萝蕤邀请了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巫宁坤和国内英国文学专家俞大絪来任教以增加师资之阵容。
　　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教师们各有专长，授课形式灵活多样，鼓励学生自由参与课堂讨论。教师们尤其重视课外阅读，指定学生阅读英文原著，让学生养成自学的习惯，并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定期进行座谈讨论。他们还经常通过小测验了解学生学习的进度。[28]课后，英文系教师经常邀请学生到家中聚会，在友好而平等的氛围中形成了家庭化的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是成功语言教学得以保证的一大保障，家庭化师生关系不仅有助于教与学，还促进了中西语言文化的交流。步多马夫妇在燕京大学任教多年，他们经常邀请学生到他们家聚会，尤其在一些节日如圣诞节、春节、中秋节，许多学生聚在他们家里包饺子，师生聚在一起通常用英语交流，有时也用一些中文来交流[13]145-146。燕京大学英文系元老包贵思每个学期都邀请一些学生到她家做客，常常让学生围在院子里吃茶点，聊天。她和学生们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以长者的身份出现在她以往学生的婚礼上。她一生独身，关爱学生，深受学生尊敬。难怪1944年，吴宓再次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复校二周年时的日子中感叹道：“宓颇羡燕京师生之亲洽，作事敏密，及男女交际自然之风气，为他校所不及。”[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