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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薛文婷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赵玉明帮助她积累史料、拓展视野、打开思路。“我专程拜访了她的系主任，我当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名义与体育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就是2007年12月在北体大举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的由来。薛文婷也尽心竭力地筹备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参与主编出版了50万字的研讨会论文集。而所有这些都为她撰写论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为一篇论文，开一次研讨会’的特例。”
　　赵玉明的心血没有白费，薛文婷在恩师的指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一篇公认的佳作，更帮助母校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实现了全国百篇优博的重大突破。令人起敬的是，赵玉明用学校奖励给他个人的30万元奖金设立了一个“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奖助学金”，专门奖励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优秀研究生。“这是全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博士点，不可能有百优；没有众多老师的合力指导，也不可能有最后这个成绩。用奖励所得设立一项奖助学金也是我对社会和学校的感恩回报，因为我上北大的时候也曾享受过助学金的资助。”
　　“学术没有争鸣讨论，就不能发展”
　　在赵玉明几十年耕耘的学术沃土中，有一个话题很少有人问及，而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却举重若轻，并不避讳，那就是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
　　赵玉明说：“中国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特别是对中国早期的广播史，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是正常现象。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也是必要的，没有学术的争鸣和讨论，学术研究也不能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对学术讨论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术讨论都变成了政治批判，同意我就是革命的、爱国的，不同意我就是反革命的、卖国的，这很可怕。改革开放后学术讨论奉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三不’原则，这才慢慢回归正常。但现在有些学术讨论还有泛政治化和情绪化的倾向。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先有主观臆断，再找客观印证；也不能先有臆想结论，再寻找论据支持。总之，作为争鸣的一方，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有尊重你表达和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刘泱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老一代知识分子处理学术争鸣的做法和态度，而他所用的“理”与“礼”两个字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前辈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典范价值。“正常的争鸣讨论我是支持的，否则学术发展就没有前途。”赵玉明如是说。
　　正是怀着对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一片赤诚，从教从研半个多世纪的赵玉明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留下了一笔笔财富。1987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出版，被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评价为“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1989年，他主持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问世，并于1999年由他主持增订后更名为《广播电视辞典》再次问世。1994年，他又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专业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2004年，由赵玉明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正式出版。2012年，他主持完成了本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时至今日，著作等身并已功成身退的赵玉明把学校颁发给他的“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奖牌摆放在书柜正中最高的位置，他解释说史学家他不敢当，校长、院长也都是暂时的，唯有教师这个身份是一辈子的，“我是学校的第一批博导，我们这批有8个人，70岁退休的时候，学校给了每人一个突出贡献奖，虽然没有奖金，但却是我们这些从教一辈子的人的最好纪念”。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的第30个年头，学会常务理事决定对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对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30位学者进行表彰，赵玉明教授成为新闻传播学委员会中唯一获此表彰的人员，这也是国家、社会、时代对这位老教师致以的崇高敬意。
　　对赵玉明先生的访谈和梳理一直弥散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当然与我们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有关。但透过他身上所有在当下时代很难再涵养出的情怀和坚守，老人学术人生的年代感让我在细密捕捉之余，也越发感到敬重。老先生说自己现在还退而未休，对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闻人才的培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于身后已然留下的车辙和财富，他淡然地表达：“我们这代人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没有止境，下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思考怎样培植采摘创新成果，这是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你们必将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