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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文化典籍中，“叙事”一词由来已久，使用也广泛繁密。其语义经历了从按等级秩序安排事务到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再到作为一种文类名称的衍化递变过程。当前学界试图彻底澄清“叙事”、“叙述”术语使用混乱情况的不同主张均未充分考量“叙事”、“叙事学”概念流行中久远深厚的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和枝繁叶茂的古代叙事（尤其是“叙法”）理论大树两大根源。“叙事之法”不仅是中国古代“叙事之学”的核心论域，其在不同文体间的会通也凸显出中国“叙事之学”的民族特性。

　　【关键词】序事；叙事；叙事之法；叙事之学

　　【中图分类号】IO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1-0013-6

　　随着叙事学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汉语中“叙事”、“叙述”、“叙事学”、“叙述学”四个术语的混乱使用情况并撰文澄清，试图在学科基本概念的命名上消除混乱，其中赵毅衡、申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赵毅衡旗帜鲜明地主张统一用“叙述”，包括派生词组“叙述者”、“叙述学”、“叙述化”、“叙述理论”。申丹则极力反对这种不加区分、统一使用的做法，认为有鉴别、有区分的使用才能真正澄清混乱。笔者在此无意于取向的裁决，只试从词源和语义上对中国古代“叙事”一词的衍化递变作一番考索，以见“叙事”、“叙事学”名称流行中不能割断的传统文化血脉，或可补正两个相悖主张中均未充分考量的因素。

　　一、等级观念印记下的《周礼》中的“序事”

　　中国古代文字中，“叙”、“序”同音，故“叙事”常通“序事”。“序事”、“叙事”二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周礼·春官宗伯》集中记载有“序事”四条，“叙事”两条，如：

　　小宗伯之职，……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掌四时祭祀之序事与其礼。（《小宗伯》）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冯相氏》）

　　另外，《春官宗伯》中还用“序……事”的形式表示“序事”的含义，如：职丧掌诸侯之丧。……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职丧》）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乐师》）

　　《周礼》又名《周官》，是记载二三千年前周代官制的书。周代官制取法天地四时，设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官。春官宗伯掌典礼，辅佐天子管理宗庙祭祀、国家礼仪，安排政事、生产、生活等事务。上引《小宗伯》记载的是春官宗伯属下小宗伯的职责，其中之一是掌一年四季的祭祀，按照周代礼法有秩序地安排祭祀时的行事程序和礼仪。《职丧》记掌理王国内诸侯、卿大夫、士的丧事的职丧官的职责是按照国家规定的丧礼，亲临执行禁令，调度丧事的次序，等等。显然，上古时期“序事”、“叙事”中的“事”，特指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祭祀、丧葬、农作、政治等各项事务。“叙”，《说文解字》释为“次弟也”，进一步引申为按时间、空间或等级等的次序安排。“序”，《尔雅·释宫第五》谓“东西墙谓之序”。即“序”指隔开正室东西夹室的墙。也就是说，“序”的本义并不表示“次第”，只因与“叙”同音而通用。所以，“序事”、“叙事”中的“序”、“叙”都可为次序、次第之意。如前引“小宗伯……掌四时祭祀之序事与其礼”，贾公彦疏云：“序，谓次第先后。”又“凡乐，掌其序事”，郑玄注曰：“序事，次序用乐之事”，贾公彦疏云：“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错谬。”

　　《周礼》中的“序事”其基本含义指依照时间、空间或等级的次序安排祭祀、农作、丧葬、政务等周代社会生活中的各项事务。它并不表示“记述”之义，与语言、故事也毫无关系，而与时间的顺序、空间的位置关系密切，尤其表现出对尊卑、贵贱、大小、主次的等级秩序的重视。甚至时间的顺序、空间的位置本身也是这种等级秩序的表现。如《周礼·春官仲伯·内史》记内史的职责有“掌叙事之法，受讷访，以诏王听治”，这里所谓的“叙事之法”其实就是依官职尊卑大小的秩序行事的法则。《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记录了官府中的六种秩序，即“六叙”：“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日以叙听其情”。换言之，官吏的朝位、官吏政绩呈报的先后、国家大事的执掌、月俸的订定、王者接受会计文书的先后、平治裁决群臣的咨事辨讼等各项事务，都必须“以叙”一一依照爵秩的尊卑、高低有次序地施行。“叙事”一词明显地包含着古人对尊卑、主次等次序的重视。正如丁琴海先生所指出：“《周礼》‘叙事’一语表达了西周礼乐文化对次序的重视和强调。‘叙’所表示的‘次第’总是与尊卑秩序联系在一起。‘事’也总是在等级次第中出现的事物。这种重道德、重实用的思维路径对‘叙事’后来的词义走向不无影响。隋唐以降人们开始用‘叙事’表示记述之义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赋予它以浓郁的政治道德意味。”可以说，中国古代“叙事”一词从出现之初就深深地烙上了中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的印迹和政治道德的意味。明了这一点，我们或可较易理解中国古代宾主、旁正等叙法理论何以产生且在小说评点中屡见不鲜。

　　中国古代“叙事”一词的原初义虽并不表示记述之义，“但其初始义中却蕴含着日后向这个方向延展的可能。论文网站特别是‘叙’（序）所含有的在一定时空中按某种等次对事物加以排列的强烈秩序感，与人们有条理、有次序的记述事物相仿佛。”

　　二、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叙事”

　　《周礼》中的“序事”与语言、故事均无关。与语言有关的叙事在当时称作“记事”，而记事是周代就兴起的史官的职责。中国古代史官的“记事”，并不仅仅是对事件的简单记录，还要讲究一定的记事方法，记事时采用一定的技巧、方法就是“叙事”。《三国志》载王肃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司马迁记事，因为注重贯彻“不虚美，不隐恶”、“实录”的记事原则和方法，因此刘向、扬雄才称服他“善叙事”。范哗《后汉书》也记载了华峤对司马迁、班固父子历史叙事的赞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亶亶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晋书》则记载了时人对陈寿叙事本领的称赞：“（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谌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的《三国志》决不是魏吴蜀三国历史的记事簿，而是善于叙事的典范，不仅从夏侯谌因之废书上见出，后来以其为蓝本加工而成的《三国演义》，成为众多历史演义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在明代更被视为“奇书”，也说明陈寿叙事技巧的高妙。上举诸例都说明“叙事”是古代史官“记事”的根本艺术表现手法。因为他们在“记事”时善用“实录”、“特笔”、“附出”等叙事技巧，所以形成历史叙事“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详密”、“首尾典赡”的美学风格，深得后人称赞。

　　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最丰富的用语言进行叙事的活动主要是历史。故而，人们对“叙事”内涵的理解也主要通过对史传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特色的评价来表达。“叙事”作为史传的根本艺术表现手法，既表现在内容层面，又表现在技巧、语言等形式层面。内容层面强调的是对所叙之事的真实性的追求，扬雄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为“善序事理”¨引，正是从内容层面对“叙事”“记实”内涵的强调，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古代叙事其初即形成了与西方叙事不同的传统，即“叙事”是对真实历史史实的客观记述，而不是对虚构故事的讲述。“叙事”作为史传艺术表现手法其形式层面的内涵指的是“特笔”等叙事技巧和“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语言表达。唐代刘知几还着重提出了历史叙事“简要”、“隐晦”、戒“妄饰”三大美学原则，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作为史传艺术表现手法的“叙事”的内涵。

　　“叙事”作为与语言相关联的艺术表现手法既始于史传，从魏晋南北朝始，文论家们在概括诔、碑、铭等文体的叙事特征时，把其与史传相比，也就不可避免了。刘勰就以史传叙事比拟“诔”、“碑”、“哀辞”等文体的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