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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精武体操学校”从创立之初就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著名的上海“精武会”是以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注2的社会声望创建的民间武术组织。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体育以强势的姿态涌入中土，1909年和1910年春，霍元甲在农劲荪推荐下、应陈英士邀请到上海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比武，2次未遂，消息见报后，元甲名声大振。以陈英士为首的爱国志士及热衷武术的一些热血青年，想请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元甲欣然同意。

　　在以往的书籍中几乎从未提及农劲荪和陈英士2个关键性人物，以至于影响到研究结果，值得冷静思考。在这里必须将农劲荪、陈英士2个关键性人物交代清楚。农劲荪（又称农竹），本名许农（1864—1953），出身满清官僚家庭，后来由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惟恐株连家族，而改为姓农。他既是一个商人，更是一个革命党人，为精武体操学校第一任校长。在天津南运河边上开有怀庆药栈，以此为保密身份、开展革命工作、结交武林人士、积蓄革命力量而设立的“招牌”[2]。农劲荪认为霍元甲是将来为辛亥革命出力的一个好人选，平时对他进行一些关于辛亥革命爱国主义方面的熏陶和影响，并成为至交朋友。在奥皮音挑衅的关键时候，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农劲荪积极举荐霍元甲，并在日后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英士（1877—1916），又称陈其美，革命党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1906年夏，留学日本东京警察学校，学习警察，后改学军事，1908年回到上海，经常往返浙沪及京津4地从事革命活动，加入青帮，成为大头目[3]。1909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当年冬季有西洋力士奥皮音来沪挑战，因当地武功不著，陈英士、农劲荪等爱国志士遂延聘武术名家与之较量，以伸张民族气概。霍元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邀请来沪的，奥皮音闻讯而逃。“自此之后，沪人多知元甲武功，若不为之流传，殊为可惜……有提议办一间武术学校”。适时，陈英士与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等在沪组织中部同盟，拟策划浙江起义。此时，陈考虑到武装起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等事宜，正需要大量的军事人员，拟定创办一所学校加以培养。同时借以霍元甲的爱国热情、社会声望和非凡的武功，何乐而不为呢。志士的忧国之情与元甲的报国之心构成天然的契合。在陈英士的积极倡导下，在农劲荪、陈铁生、王一亭、杨谱笙、徐一冰（这些支持者都是学校的首批会员）的支持下，精武体操会于1910年成立了。特聘霍元甲主持武术技术训练，并习军事。计划挑选志向坚定、体格强壮的青年50人作为骨干加以训练，6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开办同类学校。“希望10年内训练出千名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

　　至于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4]3人（亦称三友公司），主要是在精武体操学校“越七十日，霍元甲卒”后的历史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时间主要是在1924年以前，共约15年。这一时期他们曾积极推动和支持精武事业的发展，精武体育会以其“爱国”和“武术”为感召力，迅速在南方各地及南亚地区建立了分会，并有效传播了中华武术，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在当时影响力是极其重大的，所以“三友公司”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不提及陈英士原因有3个：1）隐其姓名，避其锋芒。陈英士当时系中部同盟会主要负责人，追随孙中山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曾被袁世凯悬赏“七十万两金”换陈的头颅，更何况倡办精武体操学校会带来灭顶之灾，由公开转入地下更为有利；但不幸的是1916年陈英士被袁世凯的部下暗杀，此后，精武体育会的活动更加谨慎。2）宗派之争，影响声望。上海光复后，各派为争夺革命领导权，有人诋毁陈英士，如“偷儿成群，拥有都督”“风流都督”；有刺杀陶成章嫌疑，其社会声望受到不良影响。3）社会团体，会员复杂。精武体操学校倡办之初，“会员分子，极其复杂，其中陈其美（即英士）、旦冒申为国民党员，陈铁笙为同盟会员……”等。社会各界人士亦在其中，管理又较为松散，含而不露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

　　从上所有资料和情况分析看，可以认定：陈英士为精武体操学校的创始人。概括为5个方面：1）发起延聘霍元甲来沪比武；2）亲自领衔创办精武体操学校；3）亲自租赁闸北黄家宅旧式平房为校舍；4）亲授农劲荪出任校长，亲挽霍元甲任总教习；5）亲自加入该会，并鼓励同盟会员参加；6）亲自在革命活动中宣扬精武精神，并鼓励将士习武强身。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爱国团社组织，诞生于爱国声中。虽然它明确表示不介入“政治斗争”；但是，在历史的重大事件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了作用，因此，孙中山先生对“精武会”爱护备至，倍加推崇。在1919年特意为《精武本纪》作序，并亲笔题写了“尚武精神”的牌匾。这一举动是有深刻时代背景和明确指向的。辛亥革命后，“土洋体育”之争仍在继续，孙中山针对当时有人想废止武术，抛弃技击，提倡纯粹“洋体育”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告诫：“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强调体育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的盛衰，是“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为赞扬精武体育会的“成绩甚多”，树立“精武体育会”这面旗帜而鼓起加油。

　　孙中山认为“自卫之道”，若对国家而言是强种保国，若对人民而言是强我体魄，并将“尚武精神”视为救国的一种手段，通过“强种”来达到“保国”和“强国”的目的。精武会是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指导思想的，在《精武本纪》的“大精武主义”中，明确表示“造成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斯即精武大希望也，亦精武之精神”。精武的意图是组成强身的群众社团，希望各地来仿效，则全民族的体质增强就会有希望。这一指导思想与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完全相吻合的。《序》中还指出：“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评价之高，前所未有。孙中山在这里强调的是“武术强体→强体为国→国强太平”的递进关系。“强国强种”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精武会章程规定的“提倡武术，服务社会”是一致的。

　　在研究精武体操学校创办的过程中发现，学校的初创就得到同盟会的支持，而联想到同盟会组织者陈英士和农劲荪，以及财力方面的资助等。这种特殊关系便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链条：陈英士追随孙中山，成为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者，并与农劲荪共同筹划同盟会；农劲荪曾在天津开设怀庆药栈时，结识习武之人霍元甲，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情节，才特请霍元甲到上海与奥皮音比武，未遂后由陈、农二位撤霍元甲大旗创立了精武体操学校。透过这种现象反映出精武体操学校创立之初是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从精武会的成员组成看，党派众多，比较复杂，有国民党党员、同盟会会员，而革命与维新党员最多，正因为如此，精武会受到晚清政府的注意，所以陈公哲先生多聘商界人士任会长，以淡化政治色彩，保存壮大自己。对此，陈公哲先生在谈及1910年他与孙中山先生的对话时是这样回忆的：“精武一向不肯参加孙总理政治活动，常受彼部下指责……及对总理言曰：……盖欲建立为纯粹社会团体，提倡武术。若一旦参加政治，各处分会，易遭地方不同派系之官厅禁阻，所以洁会自好，非不赞同革命也……先生向革命一途迈进，余则向体育一途建设，未敢谓为分道扬镳，然彼此相得益彰。先生颇然余说。”这些对重新认识与评价精武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术和侠义精神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据统计，在1907—1911年间，孙中山连续组织并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主要是依靠会党力量[5]。如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并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6]。为了实现起义的目标，便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其中十分重视与会党和江湖人士、武林豪侠的接触，这些人在起义中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挥了舍生取义、忠于信仰、勇气为先的“尚武精神”。所以，孙中山赞赏精武会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

　　上述分析，并不是否定霍元甲的社会声望，以及与精武体育会的关系。霍元甲是一位爱国武术家，在西洋拳师挑衅之时，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爱国行动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誉。霍元甲虽然不是精武体操学校的创始人，但该学校的创立是以他的社会声望为基础的，必须承认霍元甲与精武体育会的血缘关系。

　　3“游艺”一词与打擂的选址问题是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

　　在武术界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武术擂台赛”，指的是1929年11月在杭州举行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中的全国武术擂台赛。这次擂台赛的举办是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的。1928年深秋南京“全国国术考试”之后，便成立了“中央国术研究馆”，并很快改组为中央国术馆。随之，全国各地各级国术馆相继成立。它的社会基础直接来自于之前各地所创立的武术会社，而且基础雄厚；它的政治基础直接来自于当时军阀和政客的需要及控制，其导向性很强。各地各级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提高与门户之见等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由于武术界人员结构较为复杂，百年来相互诋毁、相互攻击的现象始终存在。为了纵观武术界全貌，了解“谁的本领好，谁的本领不好”，1929年1月7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1877—1950）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以当局的名义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擂台大赛。国民政府的几位当权者最终碍于张静江的资格和地位，同意以国府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告，并全权委托浙江省政府与国民政府直属机构——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共同主办。

　　通告一经发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立刻得到各地国术馆的赞同和响应，各门派好手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次赛会的宗旨是“遵循总理（孙中山）遗愿，提倡（昌明）尚武精神，力图强国种，誓雪‘东亚病夫’之耻，唤起民众习武强身，练武御抵”。大会在筹划的过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大会的名字和大会的选址问题是要率先考虑的，它直接影响着对外的宣传工作。

　　在这里就“国术游艺大会”的定名和选址问题作一介绍：关于“国术游艺大会”定名的问题，一度在武术界和政界人士中大惑不解，人们普遍认为用“国术运动大会”或“国术比赛大会”更合适，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采用，而是用“游艺”代替了“运动”和“比赛”这2个词呢？原因有2个：1）“比赛”2字太刺眼，武术界门派较多，有的还有些成见，好胜心可能会使他们冲破武德的约束。另外，若用“比赛”2字，无人保送的和自动要求参加比赛的是否接待？这些人无单位（或名人）保送，约束力没有，讲规则不听怎么办？打出人命怎么办？2）1929年，浙江省政府同时负责筹备召开一次全国体育运动会，一般简称运动会，在使用国术运动大会这一名称时，已有好几个省函电往来，联系工作，寻找门子，打错电报了。为此，省政府研究再三，决定将筹备阶段的“国术运动大会”，改名为“国术游艺大会”。其根据是“游艺”2个字最早见于《论语·述而》中之“游于艺”。“游艺”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对它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孔子所谓的“艺”，指的就是“六艺”，朱熹也有类似的解释。1935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由杨荫深所著的《中国游艺研究》中，将游艺分为杂技、弈棋、博戏3类，其中射柳、角抵、相扑3项含有武术内容。在这之前的1915年，浙江省就创办了《游艺》杂志，后来天津开办了《游艺画报》和《新游艺画报》，北京创办了《游艺报》等。以我们所见，在当时“游艺”算是个流行词或时髦词。

　　关于“国术游艺大会”的举办地问题同样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为什么会选在杭州，其优势有3个：首先，浙江省十分重视中央国术馆及相关国术团体提出的符合民众的良好倡议。省务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论证“倡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中还有鲜明的政治性。其次，杭州是我国的6大古都之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同时也是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可以吸引更多的参赛者。再者，杭州有多处露台争交遗址，可供参赛者参观和考证。据体育史考证：相扑比赛场地在“南宋临安城著名的有3处，一处在霍山行祠，“庙上露台争交”。一处在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7]，还有一处在“南高峰顶荣国寺。有华光楼，旁有射亭，有角面坻台”[7]。有人对后2种说法提出质疑，通过对大量的史书考证认为：南宋时，全国的相扑大赛有2个地点，有时在葛岭山北麓黄龙洞的“护国寺”，有时在南高峰“荣国寺”塔院。研究还认为，吴自牧写“护国寺”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是荣国寺，则文字上只须写作“荣国寺露台争交”或“南高峰露台争交”即很明白。正因为杭州具有这些优势，才顺利地获得了承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