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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会场设在杭州镇东清朝旧巡抚衙内的2hm2大广场上。其原巡抚衙在辛亥革命新军起义攻打时被烧毁，擂台（也是本次大会的表演台）是在平整后的废墟上用水泥建成的，高2m、宽约17m、长约34m，台子中间以白粉画一直径为10m的圆圈作为比赛界限。会场门口树起2座松柏牌楼，用红绿绸做巨大横幅，并写有“提倡国术，发扬民气”的大字。擂台上方飘着“欲全民均国术化”的大红横幅，两旁对联为“一台聚国术英雄，虎跃龙骧，表演一生功夫，历来运动会中无此举”“百世树富强基础，顽廉懦立，转移千载颓风，民众体育史上应有余思”。台上悬中山先生像一幅，并联云：“五州互竞，万国争雄，丁斯一发千钧，愿同胞见贤思齐，他日供帮家驱策”“一夫善射，百人挟拾，当今万方多难，请诸君以身作则，此时且资民众观摩”。场中四周贴满各种标语，使整个会场显得隆重而热烈，比武气氛异常紧张。

　　4“第2次国术国考”在项目设置上存在着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民国期间有2次“全国国术国考”。第1次于1928年8月发布《国术考试条例》之后的10月15—2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来自山东、河北、北平、南京等17省市和中央国术馆的共330名应考者参加。其中获得预试（单人徒手和器械表演）的有240人，参加正试（徒手与器械的对抗）的有150人。最终有15人获得最优奖、37人优等奖、82人为中等奖。根据中央国术馆当时召开的董事会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记载，举办第1次全国国术考试的最终目的有3个：第一反对重文轻武，力主全民大众习练国术；第二为征集散落与流传在民间的武艺精华秘笈；第三为借此次国考之风，广招学员以令中央国术馆的学生队伍壮大。此次国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时隔5年的1933年10月20—30日第2次国术国考又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青岛、重庆、汉口、浙江、福建、贵州、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江西、绥远、南京及中央国术馆共20个单位438人参加。这次“国术国考”比第1次隆重、壮观，参加大会仪式的有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冯玉祥、李烈钧、蔡元培、戴传贤、于佑任、孔祥熙、何应钦、孙科、钮永建等。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亲自担任，何健、钮永建、诸民谊、张之江任副委员长，张之江兼总裁判长，李烈钧仍为裁判长，王子平、孙禄堂任裁判员。

　　这次考试基本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和1931年11月修正的《国术考试细则》执行。与上届相比有3点不同：一是设项略有不同。套路分5项：拳、刀、剑、枪、棍；对抗分4项：散打、长兵、短兵、摔跤。二是比赛规则有改动。预试有了评分细则，鉴于上届“擂台”形式易造成伤害事故，改为点到为止，并使用了防护拳套。三是有女选手参加，因而配备了3名女裁判（杨婉如、白素贞、翟涟源）助理。这次考试在项目设置上曾产生了2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在以往内地所见到的武术史书籍中从未提及，这次我们利用台湾方面的资料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使之更接近历史的原貌。在当时，张之江注3倡导以“真功实力”的放开打，而禇民谊注4则强调“健身第一”的公平性。由于张、禇二人均为国民政府颇有地位的要员，对国术的推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受到了全国武术界的关注。现将张之江与禇民谊的主要观点概括为表1。

　　表1张之江与禇民谊争论的主要观点

　　从表面上看，张与褚的分歧似乎在考试方法上，其实，二者最根本的差异是在推广国术运动的思想上。张之江所持的国术仍在于自卫卫国思想，禇民谊则立足于强身保健思想。也因为此种思想的差异，使得双方的立论几乎没有交集。基本上，自卫卫国的国术技能理应以强健的身体作基础，而强身保健的国民，必能适应自卫卫国的场合，二者似应相辅相成方是。这次分歧或争论，以求同存异而告终。

　　这次正试采用双淘汰制，决出应试者等次，分甲、乙、丙3级。凡一项胜6次者为甲等，甲等名额占应试人数的35%。胜5次者为乙等，胜4次者为丙等，每等之内，按学科成绩排定先后顺序。在重量级别中，参加人数相对少，胜2次者就可以获得甲等。这次考试采用每项单独评分，逐项分别入取前6名的方法。最终获得甲等的有43名。其中拳术对试13名，长兵3名，短兵6名，摔跤3名，搏击（拳击）重、中、轻3个级别共9名。参加女子组正试的只有9名选手，皆取为甲等，以鼓励女性习武。

　　客观地讲，2次国术国考，是对对抗项目竞赛的有益尝试，初步奠定了武术竞赛的内容、形式、方法和规则，对近现代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国术馆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性的“国术考试”也在进行。如继1928年第1次“全国国术国考”之后，上海市国术馆举办了上海市第1届国术考试。应试者达500多人，试场规模宏大，每天观看者达三四万人。按照评定成绩定衔为“国士、壮士、武士、勇士”和及格5个等级。辽宁省先后在1931年和1947年举办了2次国术考试。第1次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主办，在长兵对抗项目上特制了器材，增加了安全措施。第2次由东北抗战烈士纪念会主办，考试办法采用先表演后对抗的形式，决赛入场卷上有本人照片，以防冒名顶替，实行无级别抽签的办法，获得了极大成功。河南省国术馆是成立较早的省份，辐射的面积较大，参与习武的人较多，每年举办一次国术考试，并积累了一些成型的经验。如旧中国第7届全运会武术比赛规则就是由河南省国术馆提供的。各地国术馆的建立，以及地方性的“国考”，有效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提高。

　　5抗日战争时期个别“武术家”走投敌媚敌之路是卖国行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采用各种实际行动抗击日寇的侵略行经。习武之人则坚持“国术救国”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身上的武艺和手中的利器为抗日作出应有的贡献。像东北军、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将士们在武器相对不足落后的情况下，发挥武术的军事作用。利用白刃格斗、夜间偷袭、诱敌深入、乘胜追击等战术，杀死砍伤无数的日寇，也涌现出众多的民族英雄，为抗日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几个民族败类，这是近代武术发展中的特殊现象，很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抗日战争中，出现了2个有名的大汉奸，一个是以提倡“中华新武术”驰名的马良，一个是以提倡太极拳驰名的褚民谊。抗战胜利后，马良死在狱中，褚民谊被判死刑。这2个人在武术上都有一定造诣，也都曾积极推广武术，在这点上的贡献不可否认，因此他们的名字经常被武术界提起；但是，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俩竟投身日寇，甘当走狗，不仅自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各自影响了一批人，使南北一批民间武术人士追随其后，也走上附敌和媚敌的道路。这是民国武术一段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

　　褚民谊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后弃医从政。他深知太极拳的健身价值，而广泛接触武术界朋友，并创编了一套太级操，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政治上，褚民谊则一直与汪精卫走得很近，属于国民党内的“汪派”嫡系，因他俩是妯娌。抗战爆发，汪精卫悍然投敌，组建伪政权，褚民谊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紧随汪精卫走上汉奸的道路，并成为汪伪集团的要员。他先后担任过“驻日大使”“外交部长”“广东省省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成了臭名昭著的“名牌汉奸”。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他一边大权在手，威风凛凛，脑满肠肥，一边还想着他的健身养生之道。在他担任汪伪中国体育协会会长和伪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长之时，曾凭借其社会关系和影响力，拉了一批“体育名流”和“国术名流”投身日伪怀抱，多次组织体育代表团到日本参加活动，向日寇大献殷勤，丢尽了中国人的脸。1945年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假借广州成立警备司令部“治安维持会”之机，派军统首领戴笠和郑介民负责解决广州的汉奸问题，并顺利活捉了褚民谊，于1946年8月23日枪决了褚民谊。

　　马良正因为主持创编了《中华新武术》教材，才使得其名声大振。实事求是地讲，“新武术”在当时是个创举，对武术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综合资料分析，马良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1）投其所好。传统武术本身脱胎于军旅武术，许多招招式式有较强的实用性，无须增加“带数口令”和步兵操典成分。马良以自己的军旅经历与行武出身，编创“新武术”，简化其传统武术，以“马氏体操”的形式出现，迎合了当时一部分人的从众心理。2）借力发力。马良为了抬高“新武术”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军政关系和社会关系请到政府要员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张謇、梁启超等，为“新武术”四书作序，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新武术”的影响力，近而达到借他人之名，扬自己之名的目的。3）王婆卖瓜。编创的“新武术”，本是“马氏体操”，已失去传统武术的特色，却要打出推广“国粹”的招牌，吹嘘“新武术”就是“我国之国粹”，并企图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当即受到了舆论的谴责。4）抄袭他文。马良除了主持创编“新武术”，其武术言论是比较少的。1924年9月曾在《体育与卫生》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马良的《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年纪略》的文章，它代表了作者的武术观点和思想；但遗憾的是，“该文无论从题目到正文内容，都显然是由麦克乐注5《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的‘中国武术’一节搬抄而来”。通过具体文章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章结构是仿袭；文字内容是侵吞；此文抄袭无疑。5）亲媚日寇。1919年8月5日，任济南镇守使马良无故杀害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等3名爱国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血案”。抗战爆发后济南失陷，善于投机钻营的马良再次投向日寇的怀抱，初任济南维持会会长，后任伪山东省公署省长、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跟着大汉奸王克敏当走狗。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在保外就医期间病死。

　　马良与褚民谊影响了一批武术名家，在这里可以举例说明。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马良于1939年、1943年2次组织“中国武术表演队”；褚民谊于1940年也组队参加日本天皇组织的所谓“友善活动”，直接策划附敌或媚敌行动，参与者有许禹生、吴斌楼、宝善林、王侠林、牛德海、王保英、龚玉福等。就这3次活动的参加者而言，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足称道的失节行为，是缺乏民族气节的表现，根本谈不到什么“振奋了国威”，更不是什么武术史上的“佳话”。几十年后，居然将参加这些活动的照片公布天下，将活动的内容只做完全正面的描写。这不但表现了民族气节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反省精神，而且还有欺蒙社会与误导读者之嫌，反映了武术人物评价标准的失范与错乱。值得冷静地反思。

　　抗日战争爆发后，还有一些习武之人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不轨之路。如大成拳名家王芗斋，在北平沦陷后，经臭名昭著的卖国汉奸张壁介绍来北平授拳，自称是来抗日，后成了北平伪市长袁良的保镖，甘当走狗，专为日本人做事，被北平武术界同行所咒骂。不仅如此，其得意弟子姚宗勋仗势欺人，曾带着几个日本宪兵，牵着几条大狼狗，来到大兴国术馆，指名道姓地要和武培卿较量。无奈之下，武培卿与之放对。宪兵在后，狼狗在侧，怎可出手？姚宗勋借机举手将武培卿打伤，便扬长而去。此举，激怒了整个北平国术界，矛头直接指向姚宗勋的师傅王芗斋，而王此时正是北平伪市长的保镖。其他徒弟又如何呢？在这里可以用一句武术谚语加以回答：心不正，拳则偏。另外，王向斋与齐纯芝私交颇深，并与他狼狈为奸，以教拳为名网罗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张敬尧和孙传芳等人，通过齐纯芝先后同川岛芳子勾结成为汉奸。卢沟桥事变前后，齐纯芝把川岛芳子的住宅跨车胡同15号作为汉奸们勾结和破坏抗战活动的黑窝。1937年平津失陷后，齐纯芝任伪华北政府委第一任主任，杨秀真（齐纯芝门生）任绥靖总督办，胡杰（齐纯芝门生）任工务总督办，王向斋也曾任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在日本特务的操纵指使下，又同伪满州国溥仪互为勾结，并预谋同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接触来联合反共。此言一出，不亚于对王芗斋从政治上判了死刑，也成了大成拳（意拳）是所谓汉奸拳的铁证之一。最近10年以来，一直有人对此予以反驳和辩解；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史料证据批驳此说，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可以说还在云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