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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诸多困境：参与场域的缺失致使其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组织化程度低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薄弱,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机制缺乏致使其政治参与游离于体制视野之外,制度性的弱势身份预设致使其面临弱政治参与的潜在风险。为此，迫切需要以顶层的、体系化的制度设计化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切实保障和落实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设计;困境；反思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6-001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08ASH01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0ZD&018)。

　　作者简介：邓佳斌（1989-），男，四川遂宁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2级政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公民参与与治理。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农民工政治参与，首先要界定清楚政治参与的内涵。根据陈振明等人研究发现，对我国政治参与的分析需要考虑到以下四个方面：参与主体、参与性质、参与手段、参与行为。［１］那么，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涵也可参考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来体认：参与主体方面，农民工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参与性质方面，分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两种类型，由于实际政治参与中两种类型互相交织相互影响，显然已经很难分清界限，所以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性质自然包含了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两个类型；农民工政治参与手段方面，主要指在法律规范框架下的合法的政治表达，笔者期待的是农民工的有序而非无序的参与，所谈及的参与是指合法的参与；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方面，是指其政治参与行动本身，而不包含复杂的主观政治认知以及影响行为发生的各种意识和动机，笔者所谈的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试图影响政府、社区、工作单位或组织公共决策的行为。简言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涵是指农民工合法而有序地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影响政府、社区、工作单位或组织公共决策的行为。农民工日常的政治参与行动主要包含基本的维权参与、选举行为等合法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参与和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民个体而言政治参与可以增进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可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满足自身的公民表达和诉求；对社会而言则有利于社会积怨和矛盾的化解，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协同与互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对国家而言有利于不公平的二元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利于通过体系的、顶层的制度设计保障每一名农民工的合法的政治表达。解决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仅是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更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也有了更多的保障。

　　然而，现有的制度缺乏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安排，农民工面临一系列政治参与困境。如何在城镇化大趋势下满足农民工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诉求，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

　　在认识和理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之前，有必要对政治参与困境的内在机理进行解读，从而理性地看待政治参与困境。农民工的大量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作为生产力要素进行流动。由于最初对农民工的经济理性预设——将农民工定位为流动的劳动力商品，期待其发挥最大的经济生产效益——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本质还是“农民”，当劳动力买方市场给予其不公正经济物质待遇时，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他们要么返乡，要么流向待遇更好的地方。农民工的去留，从宏观经济层面讲，是受到东部地区制造业生产以及全球制造品供应链的拉动；从中观层面讲，是地方政府基于劳务回报的激励对外出务工的“放行”与流动制度的解禁；从微观层面讲，则主要是农民工自身外出赚钱、获取物质回报的迫切需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经济利益的刺激都是农民进城务工内在的根本的动力，也是农民工身份特征的内在属性。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诉求，也掩盖了基本政治权利缺失的大量细节。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从农民工流动之初便被时代与制度语境预设了，从现实来看，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场域的缺失致使农民工政治参与被边缘化。农民工政治参与诉求得不到城市方面的响应，相应的参与机制严重缺失。农民工政治参与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回乡参与农村社区的政治活动；二是参与打工单位或其所在组织的政治活动；三是参与城市社区组织的政治活动。受制于遥远的距离，农民工不可能参与村庄日常的政治活动，回乡参与村庄选举的比例也在不断降低，因此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或组织以及农民工居住的社区已成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新的阵地。张勇濂通过对郑州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调查发现：（1）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存在，城市各级政府为确保城市居民再就业，对进城农民工就业作出了种种限制，因而我国农民工当前主要是流动性就业，很多农民工根本无具体单位可言，政治参与则无从谈起。少数在正式单位或组织工作的农民工也几乎没有参与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政治活动。（2）在农民工居住的城市社区，由于户籍制度排斥农民工的社区选民资格且社区居民不接纳农民工参与其社区公共事务，故即便农民工有强烈的社区政治参与期望，也无法在正式的制度保障之下参与到社区政治活动中去。［２］由此可见，农民工在工作单位或在居住地社区的政治参与现状均不乐观，并且其中的体制性社会性原因也不会因农民工的政治诉求及权利表达愿望的增加而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改变。

　　2?社会组织化程度低致使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薄弱，使正常的、合法的利益诉求表达效率低下，也使得理性的集体行动能力减弱。社会组织是孕育政治民主的基本场所，是将利益诉求合法化、理性化呈现的基本途径。参与社会组织能够受到民主协商、利益表达、谈判等多种参与技能的锻炼，对于农民工的参政议政能力提升有积极的影响，然而近年的调查发现，城乡居民参与社会组织的情况都不乐观（见表1）。社会组织是提供农民工外出务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社会组织如果能够发挥好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培育、社会联系和协作等基本社会功能，那么农民工的政治诉求也会凭借这些组织平台而进行有序、理性的表达。

　　表1城乡居民社会参与情况项目城市居民（N=1937）目前您参加了

　　下列哪些团体您今后打算参加

　　下列哪些团体？农村居民（N=4292）目前您参加了

　　下列哪些团体您今后打算参加

　　下列哪些团体？宗教团体2?44?15?06?4宗亲会1?62?52?64?2同乡会4?58?33?67?6校友会22?229?89?014?7联谊组织10?817?84?210?6民间社团4?516?51?79?6职业团体5?312?73?311?9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民生及城市化调查报告（CSS2011）

　　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很大程度上是受流动的就业现状的影响，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并不长，换工作是常有的事情。首先，合同签订率低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其次，换工作频率高影响社会组织参与。据调查，广州市农民工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达76?5％，其中更换过3次以上的占30?4％，更换过2次的占20?4％，更换过1次的占25?7％（见表2）。［３］因为社会组织的培育需要人们长时间的相互交往和联系，需要在日常的互动之中相互认识相互理解，进而相互信任，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的来源也由此而形成。但是流动的农民工解构了这种有序的参与，在组织上缺乏必要的联结纽带又缺失了正常而有序的参与渠道后，农民工则容易将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抛掷向不确定和偶然性，直接后果便是其政治参与的随意性、散乱性。

　　表2广州市农民工换工作频率情况换工作频率没有1次2次3次4次5次6次以上合计样本数（人）545947361699230百分比（%）23?525?720?415?76?93?93?9100

　　不少农民工只有当涉及其个人利益时，才临时采取一些应急手段和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具有个体的随意性。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没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没有集团性的利益组织，无法形成团体的力量。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又比较分散，群体之间缺少共同的利益基础，缺乏群体的利益自觉，很难进行有效的利益整合和政治参与。［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