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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一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关键词：政治晋升  在职消费  隐性激励  国有企业  CEO
　　―、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高管薪酬定价面临双重管制（Groveetal.,1995;陈冬华等，2005),在国有企业高管激励问题上，相对较低的高管薪酬与企业高速业绩增长之间的悖论（梁上坤等，2013)-直存在，那么高管的激励从何而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隐性激励在国企高管激励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陈冬华等，2009;陈冬华等，2010),他们的研究视角逐渐从显性激励的研究转向对隐性激励的探讨（梁上坤等，2013)。关于国企高管隐性激励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主流视角，一种是基于隐性激励的在职消费观(陈冬华等，2005;姜付秀等，2009;罗宏、黄文华，2008;Chenetal,2010;Luoetal,2011);另一种是政治晋升激励观（Caoetal.,2011;杨瑞龙等，2013)。
　　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作为正常经营需要以及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在职消费行为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Chien和Song(2012)认为，在委托一代理框架下，代理人存在双重偏差问题（Thefdoubledeviationproblem),委托人可以通过更多的提供在职消费来缓解此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3种解释。第一种是薪酬管制观。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虚位"和薪酬管制现象，政府部门下放国企经营管理权后又难以有效对其控制和监督，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成为国企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陈冬华等，2005;罗宏、黄文华，2008)。第二种是弹性契约观。在政府渐进式改革思路下，国企面临多重任务和目标，这些目标和任务具有多变和不可预测的特性。假如就高管薪酬签订完全显性契约，该契约面临经常性违反和再调整的困境，导致高额契约成本。对于监管者来说，当显性契约很难确定时，较好的选择是在显性契约中限定货币薪酬，同时隐性的允许在职消费等其他非货币薪酬存在，如此，可更有效地激励高管服务于政府目标（Chenetal.，2010)。第三种观点是商务关系观。转轨经济背景下，管制市场与竞争市场并存，与政府官员以及商业伙伴形成良好"关系"对商业成功至关重要，高管通过高端奢华宴请，旅行买单和礼物赠予（Ai,2006;LuoandChen,1997;YeungandTung,1996)等形式建立和维持与相关利益方关系，以此获得短期和长期收益，在此过程中一部分消费以表面"正当"名义转入高管私有收益。
　　在职消费包含正当和不正当消费两部分（Caietal.,2011),二者相互交织。学术界目前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职消费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具有负面后果。Hart(2001)认为，在职消费作为私人收益意味着其成本超过了其带来的效益增量。Yermack(2006)的研究也表明，市场对美国公司首次披露CEO个人享用公司专机的特权这一事件做出了负面反应，从而支持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在职消费代理观，即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目标偏差会增加企业代理成本。罗宏、黄文华(2008)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水平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职消费作为隐性激励，能提高公司的价值。原因是在职消费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管理层所获得的隐性货币薪酬，对经理人能起正面激励作用（RajanandWulf,2006;姜付秀等，2009;Chenetal.,2010)。Rajan和Wulf(2006)分析美国300家上市公司1986~1999年的数据后发现，尽管无法完全排除代理观的解释，在职消费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从而为在职消费的激励观提供了支持。Adithipyangkul等（2011)发现，在职消费与未来资产回报正相关，支持了某些类型的在职消费能提高公司绩效且具有激励作用的观点。Fama(1980)认为，只有当事后薪资调整不足以弥补在职消费所耗费的公司资源时，在职消费才构成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激励被广泛接受(Chenetal.,2010,权小峰等，2010)。
　　而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这种隐性激励近年来也逐渐被重视，以往关于政治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本身的政治晋升（郑志刚等，2012)。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同时身兼"经济人"和"政治人"（杨瑞龙等，2013)身份的企业高管同样存在政治晋升现象。杨瑞龙等（2013)发现央企领导更像是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Cao等（2011)和梁上坤等（2013)等延伸政府官员政治晋升文献的研究逻辑，指出政治晋升构成企业经理人货币薪酬激励的补充，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郑志刚等（2012)基于某公司的案例研究表明，政治晋升成为国有企业中出现形象工程的直接诱因之_。许年行和罗炜(2011)的研究发现，在高管获得政治晋升前企业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在其晋升成功后企业投资不足的现象严重。徐细雄（2012)以2005~200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晋升、薪酬契约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并检验了两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