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存在两种主要形式：_是以薪酬契约为表现形式的显性激励；二是以声誉、撤换威胁以及职位晋升等多种职业生涯考虑形式体现的隐性激励。Gibbons和Murphy(1992)的经典研究认为，最优薪酬契约存在显性激励（薪酬合约，薪酬，奖金，股票期权等）与隐性激励（比如职业生涯考虑）的权衡，使得总激励最大化。比如接近退休的人显性激励会最强，因为职业生涯关注的隐性激励最弱。Dewatripont等（1999)也认为，组织中激励更多是通过隐性激励而不是显性的正规合约来体现，隐性激励在激励方案粗糙并且受限制的政府部门作用尤为明显。Cao等（2011)运用职业生涯考虑模型（Bakeretal.,1988)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有更高政治晋升可能性（隐性激励）的高管拥有更低的薪酬水平和薪酬一绩效敏感性（显性激励），这表明政治晋升有缓解国有企业CEO低薪酬的激励作用。
　　在研究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时，如果循着上述思路，_个自然的问题便是：高管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是否也同样存在前面那种权衡或替代关系？换句话说，高管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晋升，是否会抑制或减少当前或某个时段的职务消费？迄今，学术界对此并没有给出回答。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厘清两个问题：第一,在职消费和显性薪酬有何异同，能否直接推衍前人替代关系结论；第二，国企高管效用函数中，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的边际收益对比。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显性薪酬并非通过谈判或通过市场确定，而是"预先给定"，或存在所谓的"刚性管制"（Groveetal.,1995;Qian,1996;陈冬华等，2005)。在职消费由于其隐蔽性特征，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卢锐和魏明海(2008)认为，在职消费是与控制权联系在一起的。-般来说，管理层权力越大，受监督越弱，就越可能享受更多在职消费（权小锋等，2010)。在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尤其是一把手，手中掌握的资源多、权力大，在职务消费上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上制度和监管上的漏洞，高管人员在保持较低显性薪酬的同时，有很多机会扩大在职消费的种类和范围。除了正常的在职消费，"灰色或异常的在职消费"尤其具有伸缩性和弹性。
　　然而，也应看到，作为隐性契约的一部分，在职消费即使在国有企业也并非没有边界。在职消费的隐蔽性固然受到高管青睐，但也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社会"愤怒成本"（Bebchuketal.,2002)的制约。有学者认为，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的社会化，公司同时受到社会监督和公司内部监督（CravenandMar-ston,1997;李培功、沈艺峰，2010)。Dyck和Zingales(2004)发现，媒体能有效降低控制权的私人收益。Miller(2006)的研究表明，媒体在揭示会计丑闻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Dyck等（2008)发现，媒体曝光能够促使企业改正侵害外部投资者权益的行为。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证实，媒体在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相关研究还发现，我国媒体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介入来实现的（李培功、沈艺峰，2010;杨德明、赵璨，2012)。对于国企高管，一旦过高的职务消费遭受媒体曝光并引起行政机构介入，他们的政治前途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晋升过程中的上级考察和"行政审计"，加上内部竞争压力，中央反腐等因素，也会促使国企高管在获得正式晋升前，规范自身行为。
　　此时，国企高管面临两种隐性激励的权衡，一方面他们作为国家干部，其任命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从而在他们效用函数中政治升迁具有较高的权重；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企业经营者，也可能会在乎国企领导职位带来的经济报酬，包括高额年薪、优厚的在职消费或营造"商业帝国〃的享受（Jensen,1986;杨瑞龙等，2013)。那么，其更看重"经济人"身份，还是"政治人"身份呢？之前的研究表明，对国企高管来说，政治晋升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类似于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的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模式很大程度决定了在不同国企高管之间开展的同样是一场锦标赛（周黎安等，2005;LiandZhou,2005;周黎安，2007;郑志刚等，2012),在相对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准官员"国企高管的职业生涯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锁住效应"一旦进入这个市场就必须努力保住职位并争取一切可能的晋升机会，因此必然会存在更大的"政治迎合"倾向；第二，晋升到下一政治级别的可能性增大，使得高管有强大的期权收益预期（梁上坤等，2013)。为了得到将来的巨大收益，高管可能短期内收敛在本轮政治锦标赛上的在职消费行为。当晋升无望，他们更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扩大在职消费和从事其他"以公肥私"的行为，所谓"59岁现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反映。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政治晋升"作为一种"职业生涯关注"，对高管具有隐性激励作用，它有可能使"在职消费"尤其是非正常在职消费相对不敏感；二是，"外部监督"的存在和过高的"在职消费"一旦曝光，有可能影响政治晋升，从而内在地导致政治晋升可能性很大的高管收敛职务消费。基于上面两点考虑，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国有企业薪酬管制背景下，CEO同时面临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两种类型隐性激励，高管在两种激励之间存在非对称性权衡，即更高政治晋升可能性的CEO,会抑制其在职消费水平。
　　我国对国企高管的考核，企业绩效曰益成为重要的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官员考核标准发生变化，地方首长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取代了过去强调的政治挂帅（王贤彬等，2009)。经济改革和发展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的头等大事，经济绩效也就成了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之一（周黎安，2007)。虽然行政干预的存在有可能削弱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机制的有效性膝冬华等，2005),但是国有企业经理人员依然高度关注企业的经营绩效，因为其个人的薪酬、职位的升迁甚至职位的安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当地政府政治目标的实现，而且也部分取决于其所经营企业的绩效（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经营业绩的下滑会导致企业高管的更换读玉池，2001;朱红军，2004)。国企高管晋升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有密切关系，而这有可能带来更高的职务消费。原因是，我国资源配置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政府"而不是市场实现，企业要取得好的绩效，自然需要与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建立良好的"商务"关系，在此过程中，基于激励部分的在职消费可能随业绩增长而水涨船高，同时在此过程中一部分消费以表面"正当"名义转入高管私有收益，因此基于代理成本部分在职消费也可能增局。基于激励的在职消费（与业绩相关）和基于代理成本的在职消费，二者相互交织，现有技术很难将其分离。本文按照Luo等（2011)方法尝试将在职消费分为：总在职消费、异常在职消费和正常在职消费3种。基于上面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治晋升激励对（总/异常/正当）在职消费水平影响存在两个效应。路径一，促进效应，政治晋升通常会伴随更高的"公司绩效"，而更高的"公司绩效"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在职消费；路径二，抑制效应，政治晋升效应直接抑制在职消费水平。总体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大于促进效应，总体呈现抑制效应。
　　结合假设1和假设2,我们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因为"职务生涯考虑"和"外部监督"对在职消费产生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它通常伴随更高的"公司绩效"而后者又会"提升"在职消费。总体来看，政治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呈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