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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盟友包括普通民众、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革命游击队等。在高压政治下，体制内的盟友往往极为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外的盟友对于社会抗争就显得尤为重要。普通民众可以加入抗争行动中，形成革命的洪流;新闻媒体可以传播社会抗争的诉求和行动，对政府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资金支持、信息提供和组织支援等方式将社会抗争者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建立起联系。

　　这些都构成了对国家的强大压力，挑战了国家的合法性，迫使国家对于社会抗争采取更审慎的处理策略（塔罗，2005)。

　　(四）政治精英的分裂

　　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集中于讨论不同的社会运动组织形态和行动策略对于社会运动成败的影响。然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社会运动的成功不仅仅有赖于其自身的组织性和策略的正确，而且政治精英是紧密团结还是存在分裂和两极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待社会运动的政策，从而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果（Giugni，1998)。

　　在〈运动中的力量》一书中，塔罗曾对前苏联的抗争政治进行分析，他的问题是:苏联政治抗争的浪潮是怎样经过对政治参与多年的镇压和严格控制之后，在一个中央集权和警察控制的政权中发展起来的？

　　在他看来，国家提供的政治机会的变化影响了抗争政治，其中，政治精英的分裂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苏联，精英或者高层内部的分裂--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分歧、失势精英转化为民众领袖等--带来的政治调整，以及这种分裂所带来的国家镇压减弱或者镇压意志不一致，都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塔罗，2005:102-107)。

　　当然，也并非所有政治精英分裂的情况都意味着有利的条件。在美国南部公民权运动的经验研究中，戈德斯通（2009)就发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分裂意味着破碎的政府，破碎政府难以有协调的行动来满足社会运动诉求的实现。

　　(五）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

　　不仅政治系统的封闭或开放会影响到社会运动，而且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基茨切尔特借用系统分析的概念，在对四国反核运动的比较中，将"政治系统的开放性"称为政治输入结构，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称为政治输出结构，后者指的既不是官僚系统内部的政策执行能力，也不是国家渗透社会并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能力，而是指政治系统将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能力。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政治机会结构的两个维度。在政治系统较为开放的国家，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强，那么，社会运动就非常有可能推动政策的改变和创新。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弱，那么，虽然社会运动会对政治系统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政策却往往陷入僵局，难以改变;在政治系统较为封闭的国家，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强，那么，社会运动有可能影响到政治精英推动有限的内部政策改革。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弱，那么，社会运动几乎无法对政策改变施加任何影响（Kitschelt，1986)。

　　此外，斯特潘(2009)对拉丁美洲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的研究发现，官僚权威政权输出经济政策的能力，与其镇压能力一样，也能影响到社会抵抗力量的前途。对巴西和智利的比较研究就表明，意欲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且比较"成功"的国家干预，却可能降低国家主导和控制公民社会的能力；相反，国家精简公共部门的努力，也能够瓦解社会势力，削弱政治反对势力，这种情形即使在经济困难快速加深时也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