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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研究者批评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是对政治的"社会化约"一样，抗争政治研究中国家中心的视角也存在诸多需要慎重对待之处，包括可能忽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对于国家权力和能力过于傲慢的高估等（Migdal,2001)。此外，国家中心研究本身所隐含的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将"选择"、"偶然"和"例外"纳入进来，也忽视了"认知'、"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角色（赵鼎新，2006)，这也使得它难以解释相同或者相似的结构下社会抗争不同的特性和演变轨迹。

　　在这些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已经在试图对政治机会结构视角和国家中心视角进行修正和完善。比如，为了平衡''结构"与"文化框架"，麦克亚当进一步修正了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并非国家"客观"的制度结构影响了社会抗争，也并非''主观"的意义阐释影响了社会抗争，而是政治结构以及行动者对其的认知和意义编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并非对于社会抗争无关重要，只是它发生作用的方式要更加曲折（McAdam，1982，2000)。而在社会革命研究中，早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欧洲和亚洲的"伟大革命"，然而从20世纪70到90年代，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类似，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并非以阶级作为基础的革命运动。这使得革命研究也开始超越国家中心视角的结构主义框架，而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跨阶级革命联盟的重要性，并更加注重借鉴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关注大众动员机制等重要因素（G〇ldstone，2001)。这些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必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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