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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治空间

　　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为社会抗争提供了不同的政治空间。总体来说，中央集权政府把集体行动者吸引到政治体制的最高层。而在联邦制下，社会抗争往往更多地指向地方层面。已有研究发现，美国禁酒运动中，运动领导人策略地放弃在联邦层面上的活动，转向在地方层面上的组织活动，这种策略的灵活性为社会抗争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Syzemanski，1997)。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政府层级之间的空间也为抗争政治提供了缓冲垫。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斗争靶子，并往往把最具挑战的因素局限在地方，将这些挑战从全国政治中过滤掉，从而有助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稳定。在美国，工人可以通过地方的政治过程来追求实际利益。

　　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工人很少感到公权力的压制，加上国家管理和控制的领域有限，意味着不管工人受到什么剥削与压迫，他们都不会认为与国家有关。因此，美国的工人运动较少以国家为诉求对象（陈峰，2009)。

　　2.社会身份认同

　　在工人政治研究中，研究者认为，虽然美国和英国都是''弱国家"，但是两国有明显的差异：英国产生出一种跨越区域的阶级政治，而美国却发展出一种以居住地为中心的工人斗争模式。为了解释这种差异，研究者追溯到两国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第一，美国的联邦制使得以群众为基础的新型政党得以创建，它们的触角延伸到每个选区和街道，将美国工人阶级中因空间、种族、宗教以及政治认同分殊而形成的各种亚群体集合到一起，使得工人很少以阶级属性组织起来。相对而言，在英格兰，中央政府的扩张则异常惊人，行政扩张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及其行动上来，而英格兰工人又由于明确的阶级标准而被排除在外，因此，英国工人对投票权的要求也只能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之上。第二，法律和司法体系也塑造了两国不同的抗争政治。1925年，英国"结社法"废止后，国家动用普通法中的条款来限制工人罢工，即工人不得''限制贸易"，工人运动受到严酷压制，被迫转到社区中，从而把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融入一种共同体验的、刻骨铭心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之中（卡茨纳尔逊，2009;陈峰，2009)。

　　3.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

　　在比较美国和欧洲在1870到1920年代间社会政策的差异时，斯考切波发现欧洲国家发展出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政策，而美国却建立了侧重于保障士兵和母亲权益的社会政策。她的《保护士兵和母亲》一书指出，这并非单纯由于阶级或者不同利益集团施加不同影响的结果，反而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影响了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动员组织能力，从而最终使得一些而非另外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能够表达出来。在美国，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强大的立法会、最小规模的官僚体系以及庇护取向的竞争性政党，都使得男性更多地卷入到地方选举政治之中。形成对比的是，妇女不享有选举权，这反而鼓励了她们自身的性别身份意识，同时，美国政治制度为社团的发展让出了很大的空间，所以，作为参与到正式选举和政党政治的替代品，从地方到全国层面的妇女社团得以组建，从而为争取母亲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提供了动员组织基础（Sk〇cpol，1995)。

　　4.工会竞争与动员策略

　　研究者发现，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对工会的不同介入程度对劳工运动的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介入程序包括工会资格确认标准和门槛以及限制雇主反工会策略的工会保障措施等，它们直接影响到工会是否具有垄断性以及工会力量的大小。工会具有垄断性往往使工人运动趋向温和，反之，工会的竞争性往往会激化社会动员；工会力量的强大会使工人趋于克制和温和，工会力量的弱小反而可能导致突发性的大规模动员发生（奈特，2009)。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制度后果，是因为工人与工会领袖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前者需要实现他们具体的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有谋取政治权力和推动民主化等更宏大的政治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会竞争激烈，劳工领袖就更加需要利用、甚至故意激发动员来扩大对于劳工运动的控制，并以此作为政治转型后谋求政治吸纳和政治地位的手段，这样就可能激化工人运动；相反，当工会在其行业领域内享有某种垄断性地位的时候，工会领袖和劳工政党领袖就更可能采取克制的立（Valenzuela，1989)。

　　此外，制度安排还可以解释东欧国家工人抗争的不同发展轨迹。

　　在对罢工频繁的波兰与社会抗议相对平静的匈牙利的比较中，研究者发现，两国的差别不仅受到两国经济状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匈牙利合作主义工会制度和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使得工人和工会拥有了影响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三方机制得以建立，工会数量减少，工会竞争减弱，从而导致抗议的可能性下降；反之，工会的数量越多，竞争就会越强，竞争导致动员，从而使得抗议的可能性越大(Ekiert&Kubik，1998a，1998b，2000;Crowley，2004)。